(上接第二版)　李光涛是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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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涛是明清史的专门家,在文献上功力湛深,但饶是如此,他也未能引据日本方面的史料。这就有待于今日“群趋东邻受国史”的青年才俊们了。

四

关于陈璘,关于露梁海战,我想,在史实层面恐怕仍有可考掘的余地,只是我个人无此能力。我更感兴味的,不如说在史实之上,在史实之外。

在网上搜到一篇陈邦植(他系陈璘在韩国的后裔)的短文《陈璘都督在露梁海战战略》,似原见于其编著的《陈璘明水军都督征倭纪功图卷再照明》一书,略谓:“……露梁海战不管看其规模,还是看其政治上的重要性,都称得上是世界海战史上最大的海战之一。它足可以与27年前Venezia(威尼斯)海军在Lepanto(雷邦多)击败Turkey(土耳其)海军之事,而且它亦与10年前英国海军击败EspaniaArmada(西班牙无敌舰队)相媲美。”

这个对照是有意味的。论技术层面,包括造船技术、火器技术及海战技术,当时中国较之西洋,可谓此消彼长,瞠乎其后,已无法正面对撼；但就东亚范围来说,就古代海战来说,此役的规模实在是空前绝后的。而此战既败,日本人染指大陆的野心顿挫,政治性格完全转为内向,东北亚的局势乃顿然改观——否则的话,后来明朝面对的就会是互为牵制的日本、后金(女真)两大势力,就如同近代中国面对着日本、俄国一样。那就完全是另一部“明清史”了。

在地理上,朝鲜半岛处于多元势力的交接处,故自古为兵家所必争,尤其是中日两大势力的角斗场,是日本挑战中国霸权的前线。自隋唐迄于清季,中日间凡有三大海战:七世纪的白江口之战(唐、新罗联军对阵倭国、百济联军),十六世纪的露梁之战,十九世纪末的甲午之战(黄海之战)。前两次日人大败,其势力不得不退回本岛；但第三次日人大胜,遂进而侵逼东亚大陆乃至东南亚。此固有关于中华帝国统治的浮沉,亦有关于东亚大历史的消长,诚为国史上之“大事因缘”也。而此三战皆发生于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海域,自非偶然。

我们尤其不要忘了,露梁之战,是“帝国斜阳”时刻的背水一战。按黄仁宇眩人眼目的所谓“大历史观”,“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而在“尽头”之后第十一年,即万历二十六年,陈璘们竟能在露梁打赢了这场千古之战,既可庆幸,亦可骄傲。

甲午一战,可说是中国人最后的海战。甲午之后,中国几无海军可言,更无海战可言。那么,露梁一战,就是中国海战史上最后的大胜利、最后的荣光。——此后的胜仗,比如向为国人艳称的郑成功攻台之役,其实并非真正的海战,不过凭藉兵力、舰只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从海上围困荷兰人的城堡而已。

还要多说一点:露梁之胜,甲午之败,其结局不能说是必然的,可也不能说就是偶然的。要知道,明朝到底还算是重视海洋的朝代,到底承继了宋元的海洋意识,到底有过七下西洋那样带有政治炫耀性质的远航,到底还能收拾倭寇肆虐的海疆；相反,清朝作为勃兴于北疆内陆的“骑马民族”,原本就更重视内陆,更提防来自西北草原地带异己的“骑马民族”。

同时,继丰臣秀吉而起的德川幕府,一反对外扩张的路线,转而采取“锁国”体制,东亚唯一能对清朝构成军事威胁的力量既龟缩不出,清朝也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将海洋问题置诸不论。直到晚清,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在“塞防”(陆防)、“海防”难以兼顾的局势下,“塞防”仍压倒了“海防”,大陆本位仍压倒了海洋本位；在此大背景之下,左宗棠保住了新疆,而李鸿章丧失了东海,就绝非意外的结局。这样看来,露梁海战之捷,实代表了中国古代海权的回光返照；自此而后,东亚之海已非我有,而是笼罩在西洋人“坚船利炮”的霸权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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