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或者戈多

 

萨缪尔·巴克利·贝克特（1906年－1989年），爱尔兰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剧作家。他兼用法语和英语写作，是荒诞派代表作家，其剧本《等待戈多》曾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由于他的作品以一种新的小说与戏剧形式，将现代人的困乏转变为他的亢奋。”1969年，贝克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戈多是谁

贝克特确实存在过吗？

贝克特从来就是一个虚无的镜像？

贝克特是我们人类从过去走向现在与未来的恐惧症状，是一面超越光学特性的可怕镜子。

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这样评价说：“贝克特是有史以来最勇敢、也最冷酷的作者，他越是使劲地揉我的鼻子，我越是对他充满感激。”

在贝克特那里，到底有一些什么呢？作为艺术家的他干了些什么呢？他试图想着或者实践这样的东西：

“没有可表现的东西，没有可用来表现的东西，没有可作表现根据的东西，没有能力去表现，没有必要去表现，也没有义务去表现。”

这喃喃自语到底说了什么？是绝望，无知，恐惧，虚无，自大，甚至是对“写作”这一行为的“最后的审判”？

有些人为了赞誉一本好书，他会这样说，在某某领域内，这就是一本圣经。比如说，一位评论家这样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的书一经诞生便成为我们人类的圣经之一。贝克特的书呢？显然不是福音书，它们带给人们的是绝望的讯息，是人类精神的最后审判。当然，它也部分地涉及了约伯的寓言，似乎也可以作为一本不再给人们希望的圣经。在宗教的层面上谈论他的书是不合适的，虽然这涉及到神圣和伟大。其实，它们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对于沉迷于物质生活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也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他一旦要严肃起来，他一旦要思考点什么的话，这个紧箍咒就会发出它强大的电磁波，足以摧毁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诸如“生活是美好的”一类洋洋自得的谎言，而且还是那样的坚决和无情。

贝克特的作品是一座座迷雾中的孤岛，抵达便是绝望。威塞尔说，贝克特告诉他，出版的《莫洛伊》比他的手稿少了一句题铭。这句话是：“En

 

desespoir

 

decause（出于绝望原因的）——因为别无出路。”

他把自己的主人公埋在坟墓里、沙土里和垃圾箱里。同时，他把我们作为人的一切华而不实的、虚假的、表象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哲学的、道德的等等均深深地埋藏，扔进他的荒芜的坟墓和苍白的垃圾箱里。他的书中只剩下赤裸的真相与人类精神的本质。

有两个名字正像诗一样，充满韵律——弗拉季米尔、爱斯特拉冈。

有一个名字已经成为神话，流传甚广并给我们人类无限想像——戈多。

这些词语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神经上生长出的谶语一样，潜伏着神秘的寓意。

这是若干年间贝克特留给中文读者的词语和印象。

关于戈多是谁的研究和争论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显然还会继续下去。戈多事实上是部分的贝克特，更多的时刻是一个关于我们人类未来的谶语，是简单的虚无，是复杂的无限，是我们自己镜中的影子。

二，狙击手，笨伯，或其他

小说家鲁羊说，他是一名有耐心的狙击手，他的力量体现在他毫不犹豫地猎取了《等待戈多》。他这样说，事实上在隐秘的语言下，比较了贝克特的其他的作品与《等待戈多》。贝克特在写出了《等待戈多》（1948～1949年）之前，默默无闻地工作了20年。在这些年里，他写出了诗歌《婊子镜》、文论《普鲁斯特论》、小说集《多刺少踢》、长篇小说《莫菲》、长篇小说《瓦特》、短篇小说《镇静剂》等、长篇小说《莫洛伊》、长篇小说《马龙之死》。

很多人评价贝克特的小说沉闷、没有生机，甚至是拖沓的。就连最著名的贝克特传记作者阿尔瓦雷斯也说：“尽管贝克特的小说精致、简朴，其最终效果却是拘泥文字、小心翼翼而令人抑闷的。”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作为一名读者，相反地，我热烈地拥护这些沉闷的、乏味的、郁闷的作品。因为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我发现了贝克特作为一名作家的勇气和坦诚。我们有太多的智者了，但事实上艺术的目的不在于智力。相反，没有多少对人类精神孜孜不倦探索的“笨伯”，贝克特其实正是这样的“笨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旦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刻，他便成为用其一生的时光与才华坐在精神丛林里那个“守株待兔”的人了。

普鲁斯特说，“对于智力，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了。我认为作家只有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种种印象中将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事物本身，取得艺术的唯一内容。”贝克特的一生也许只有两个作家影响了他，那便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他深入地研究过普鲁斯特的“方程式”，也就是他的思想方式和写作方式，他的《普鲁斯特论》事实上是他以后所有作品的艺术蓝图。同时他也深受乔伊斯的影响，但是他一开始写作便要摆脱乔伊斯的阴影。

由于其自身的坚定和警醒，他的纯洁性、浓缩性和独创性成功地帮助贝克特摆脱了乔伊斯的影响。其永恒的忧郁和沮丧全然发自他的内心深处，而为他的文本赢得了不容置疑的庄严和艺术确定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他的作品恐怕难逃矫揉造作或装腔作势的厄运。

贝克特在某种意义上不是魔术师，而是具有罕见耐心的而且朴实无华的泥瓦匠。多少年来，他孤独一个人，进行他自己的战争，真正一个人的战争……这个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像他一样工作的作家……他推倒了豪华的文学大厦，摒弃了智力上的奇巧，而仅仅依靠自己的血肉构筑精神的天堂（同时也是地狱）。

他从来不希冀获得怎样的声名，当世界性的声誉排山倒海般的涌向他的时候，他甚至显得有些恼怒。名声对他而言，是一种负担。1981年，贝克特给他的朋友詹姆斯·诺尔森的信中引用了诗人亚历山大·蒲伯的《笨伯咏》中的一句诗：“去你的，名声。”

三，单调到诗

贝克特的作品是一种罕见的单调。如果换了别人，一个才华稍逊的作家，作品将被降低到怎样一个层面里，几乎不可想像。当然也可以想像，也许是无谓的说教和笨拙的滑稽。

他的单调，我认为，所到达的程度就是诗。“单调到诗”是我谨慎而又大胆的概括。

文本（作为作品）的确定性和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实现了贝克特的诗。在小说中，由于自说自画的极度膨胀、仅对自我负责的极度实验，我们看不到鲜明、直接与生动的事物与意象。而戏剧给他以要求，他的舞台必须面对观众，这个外在的原因在无意中释放了贝克特作为诗人的潜质。在戏剧中，他的纯粹、多疑和极简主义给作品带来了流动的气息，一些似是而非的悖论、一些日常的动作与语言都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诗意。甚至通过声音形成了意象，这些意象通过不断的重复、变迁、颠覆又带来了几何级繁殖的诗歌意象……从而抵达了真正的诗。

如果在这时候，读者要去寻觅意义所在，必然会溃败而回。当你试图要说出某种意思之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们在瞬间又像黄鳝一样从你手边滑走了。贝克特的诗同所有高明的诗一样，它们具有意义的不确定性。确定的事物是有限的存在，而不确定的意义将把我们推向无限的想像和暧昧的未来。1950年的2月，贝克特在母亲去世后写作了《无意义的文本》。在我看来，这种无意义只是说文本不再具有任何说教意味、不再为社会学服务而已，而其根本的方式就是通过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来实现的。我们当然也会明白，为什么罗伯·格里耶们总把贝克特奉为法国新小说的精神教父了。

阿尔瓦雷斯很早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分析道：“两个流浪汉关于‘所有死掉了的声音\’的对话，是戏剧作品中一个才华横溢的、独出心裁的段落。……这种朴素的笔调与丰富的想像力的结合使它本身成为一首诗，就像在那个时代写的任何诗一样。”研究荒诞派戏剧的学者马丁·艾斯林对此亦认识颇深：“这段话把爱尔兰杂艺厅小丑的打探点石成金地变成了诗，其中包含着打开贝克特的很多作品的钥匙。”

其实，并不只这一处是诗，只不过在他的剧作中表现明显罢了。依我进一步看来，在贝克特的剧作和小说中，到处都弥漫着诗。它们隐秘着在文本背后，正成为贝克特最大的秘密之一，他无可比拟的魅力源泉。我们可以在《贝克特文集》中随意翻到这样的片断。

我认为，贝克特作品中的诗意是作为凌驾于作品其他特性的必然存在。他的作品可以从哲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方面去阐释，而且这些阐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最重要是把他的作品看成诗，“有关时间、时间的稍纵即逝性、存在的神秘性、变化与稳定的似非而是性、必要性和荒诞性的诗。”（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诗永远是艺术的最高形式，但并不一定要求它们必须以长短句、韵律和分行的形式来显示，通过其他形式释放出诗意也是允许的和必然的。比如，塔科夫斯基的电影作品，爱德华·蒙克的绘画作品，佩索阿的随笔《惶然录》，普鲁斯特的散文作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等等。

阿兰说，小说在本质上应是诗到散文。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说在到达散文的时刻起，它又要转向诗了。普鲁斯特和贝克特给我们作了精确的示范。

由于作品不可思议地抵达了诗的世界，贝克特本人也就从他作品的常见的绝望、伤感、崩溃等恶劣的情感中解放出来，达到了“齐是非”的思想境界，他的身上体现出确定无疑的“魏晋风度”。这对他而言，既是保护，也是救赎。

在《无法称呼的人》的结尾，叙述者说：“我就在那里，我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在沉默中人们是不知道的，必须继续下去，我不能继续，我将继续。”贝克特对于我们的阅读与思考呢，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们不能继续，我们将继续。

（作者系《青春》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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