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遇见董其昌

清王文治行书立轴临董其昌受访者供图明董其昌行书立轴受访者供图“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展厅

新时报记者钱欢青 摄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山东博物馆二楼11号展厅，“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正在这里展出。从2019年11月16日至2020年2月16日，这个名副其实的跨年大展将持续整整3个月。76件（套）共计97件跨越500余年的展品，展现了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大家董其昌书风的历史流变。作为由本土策展人策展的一场重量级展览，“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备受瞩目。展览背后的故事，也足以引发众多思考。

问题意识

张颖昌，山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国家进出境文物（书画）责任鉴定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也是此次“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的策展人。在张颖昌看来，策展人的“问题意识”殊为重要，一个展览是否有价值，在于能否通过展品提出问题，进而引发观众的思考。

董其昌工诗文，善书画，精鉴定，艺术成就极高，其书法作品更是中国古代艺术长河中的瑰宝。张颖昌表示，“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的策展思路，其实已经隐藏在展览的名称里，“香光”是董其昌之号，“馨远”谓董其昌书法的影响深远，因而这个展览所要提出的问题即是：“在明末到清中期这段时间，为什么董其昌能占据中国书法的最核心高度，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会选择董其昌？”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展览从历史的角度切入，以时间先后顺序陈列展品，依次讲述了“董其昌要超越的目标”“董其昌的师友”和“董其昌的追随者”三个主题，清晰梳理了董其昌书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

在张颖昌看来，董其昌本人很早就具有“书法名家体系意识”，因而非常明确自己要超越的目标是赵孟頫，于是在书法实践和理论上不断阐述自己高于赵孟頫之处，非常明确要在吴门书法群体中突围出来，竖起云间书派大旗。而董其昌书风在康熙朝“主流地位”的确立，首先是皇帝的选择，“在历朝书法风气上，皇帝的个人喜好左右着一大批士大夫的审美追求。同时，国家机构在考核选用官吏的过程中，也将其书法水平的高低作为一项重要的评判标准。纵观书法史，对于书家地位的确立，帝王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正如钟繇得益于梁武帝的褒扬，王羲之深得唐太宗的推荐，赵孟頫元世祖时即备受皇恩，董其昌书学地位的真正确立则是由于康熙皇帝的极力推扬”。

而康熙皇帝为什么会喜爱董其昌的书法呢？因为康熙皇帝的书法老师是沈荃，而沈荃是董其昌的老乡。沈荃不仅忠实完整地把董其昌的风格技法传入清朝，还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使董书征服了刚刚熟悉汉文化的满族统治者”。

放到历史的语境中，问题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张颖昌认为，康熙皇帝选择董其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也更隐性的原因，或许就是董其昌的书法和当时的日常性书写联系得最为紧密，“我们现在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品进行展览，是把书法的审美元素单独剥离了出来，而从历史上看，书法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合二为一的，甚至实用价值是第一位的。比如《董其昌书张文熙父子封诰卷》，事实上就是董其昌为皇帝抄写的公文。董其昌书法体现的那种中正、平和，那种文气，正是中国书法文化的主流文脉，其和书法的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从库房到展厅

“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共展出展品76件（套）共计97件，跨越500余年，展品以山东博物馆馆藏为主，并得到天津博物馆和济南市博物馆的展品支持。从外馆借调展品，是为了呈现董其昌书风的完整性，而从省博库房到展厅，这些展品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张颖昌说，省博书画类藏品有2万多件，这些藏品在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全部编号归档，但由于博物馆展厅和研究人员有限，日常展出的藏品只占很小一部分，很多藏品亦尚未深入研究。让藏品从库房最终抵达展厅，最初的“发轫”来自策展人：在对馆藏文物的鉴定、研究过程中，策展人形成一个展览的主题，进而提出一个展览的脉络、框架，然后挑好藏品，按顺序列好名单，才会从库房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还需要对藏品的真伪作进一步鉴定，确定是真品之后，要看藏品的品相是否完整，是否适合展出，如果有开裂、污损等情况，则需要进行修复。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还需要召开专家论证会，请专家们对展览的思路进行论证，并由专家再仔细察看所有展品。之后策展人对展品进一步研究，发表研究文章，提炼展览大纲。

接下来，展览大纲将被交给陈列部，陈列部进行设计和布展，与此同时，宣教部和信息部也开始准备各种展览宣传信息。等展品到了展厅，保卫和物业看管介入进来。

而对于纸质文物而言，展出环境的恒温恒湿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细到每一天展厅的开关、每一件文物的安全，一个展览从库房到展厅，可以说是博物馆多部门联动的系统工程”。

历史与现实

2014年，张颖昌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博士毕业，以人才引进方式到山东博物馆工作。在对馆藏文物进行鉴定、研究的过程中，2017年5月18日，张颖昌策展的第一个展览“取法与变法——清人临书展”在省博开展。展览共选取山东博物馆藏的清人临书作品共计90余件(套)，既有名家书迹，也有普通文人书迹，字体包括篆、隶、行、草诸体，取法涵盖碑、帖两大体系，尽可能多地展现了清人临书的取法方向和风格面目。“清人临书展”也是基于张颖昌的“问题意识”，“所谓清代书法碑学崛起，人为地将书家分为碑派、帖派，以及道光之后帖派走向末路、碑派一统天下等等说法其实都是有问题的，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事实上清代书家大多既临帖又临碑，如林则徐、左宗棠、曾国藩等上层文人，取法对象依然是代表书法主流的帖学”。

也正是“清人临书展”展出之时，张颖昌开始有了“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的最初构想。与“清人临书展”一样，“董其昌书风展”也是基于张颖昌对书法史的问题意识，“一个展览绝不仅仅是要给观众一场视觉盛宴，更重要的是要给观众以思考和启发”。

张颖昌认为，书法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会给我们更多启示。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风月无边的“吴门书法群体”和“云间书派”，其背后其实也能反映明代“门户林立”的时代病症。明代晚期东林党和魏忠贤的阉党互相打击，势同水火，“结社、言路与党争的纠缠不清，导致了门户的形成和门户之争的无穷性。到了崇祯帝登基，虽然翦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但门户之争却没有丝毫减弱，而是愈演愈烈，士大夫‘但知争门户胜负，而不以盗贼为忧，生灵为之急’。朝令夕改，上下茫无足恃，直至明亡”。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董其昌能保全其身，是有其超脱一面的。对于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松江华亭的“民抄董宦”事件，亦即董家仗势欺人激起民变，导致董宅被烧家赀被抢一事，张颖昌认为应该回到具体的时间和情境，综合董其昌庞大的家族成员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去全面考量。

“香光馨远——董其昌书风展”预展之时，正值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篆书篆刻刻字展在山东美术馆开展，“两个展览场馆相邻，一今一古，对比起来看，或许会给人更多启发，对于一个策展人而言，不必作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评判，让观众有思考，展览的目的就达到了。”

作为首都师大欧阳中石先生的博士生，书法文化的研究之外，从小喜欢书法的张颖昌也一直是书法作品的创作者，他曾多次参展并数获全国大奖，但从2014年开始，虽依然勤耕笔墨却很少参展，是因为常常面对古人的作品，张颖昌愈加深切地体会到了古人写字的心态、状态和气息，越来越多地对那些古代书法名家，甚至无名的书手产生敬意，“看看古人在我们这个年纪已经有了怎样的笔法和气度，不静下心来下苦功，是绝难有所精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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