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忆老报人刘爱芝

在宋平同志家中欢聚，左一为宋平同志，右二为刘爱芝同志。

快要到西直门立交桥了，我在靠近桥头的公交站下车，缓缓走上大桥。我依着栏杆，在落日的余晖中，翘企桥旁的金晖嘉园，那座我曾经常来常往的七号楼，恍惚中觉着轻轻地向我飘近。这儿，是老报人刘爱芝的寓所，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７日，他猝然离开人间，从此这里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我默默地伫立着，凝望着，追忆我们相识相交的那些年月，使我沉入无尽的哀思中。

爱芝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报人。他１９２４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１９３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八路军任宣传员、队长，后在山东《渤海日报》、《大众日报》任记者。解放战争期间，刘爱芝转赴东北战场，先后在《安东日报》、《辽东日报》、《东北日报》任记者、特派记者、编委，采写了大量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稿件。新中国成立后，刘爱芝从《东北日报》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员、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９年调入《红旗》杂志社工作。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８２年，在《甘肃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以后，调任《光明日报》任副总编辑。

我和刘爱芝的原工作单位同在一个城市——北京，可是我们俩相识相交却是在大西北的兰州。我的运行轨迹很顺畅，１９５６年西藏准备进行改革，我从新华通讯社调入尚在创办中的《西藏日报》，后来西藏的改革暂停，我又被调到需要新闻干部的《甘肃日报》。刘爱芝和我大不一样，他的运行轨迹充满辛酸和坎坷。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以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刘爱芝刚直不阿，不跟风、不迎合，他出于对党的忠诚说过一些话，结果被网入“右倾一族”，受贬谪从《红旗》下放到甘肃省的泾川县；后来从他清亮透明的身上实在查找不出任何问题，只得让他归队，但没让他返京回原单位《红旗》，从泾川县调到省城兰州，任《甘肃日报》的副总编、总编辑。我们殊途同归一个单位，给了我们相交的机缘。回忆我和刘爱芝之间的情谊，一方面感到很荣幸结识了这么一位品德高尚的好领导、好朋友，另一方面也感到一丝丝的内疚，虽然那只是一句话出如风的事儿。

芝到《甘肃日报》履新的第一件事，就是率记者组赴玉门，要将玉门油矿树为学大庆的典型。当时“工业学大庆”，是全国报纸长久不衰的主题。临行前，爱芝将记者组的成员召集在一起，鼓励、动员。他是个有激情的人，越说越起劲：

“凡有石油处，必有玉门人，铁人王进喜不就是一个吗！我们要从各个方面深入报道玉门，写它个五六万字……”

“爱芝，我们还没走出报社大门，请问这五六万字的报道计划从何而来？”我出言不逊。

会议室原来轻松的气氛，被我这句冷冷的问话给冻结了，大家眼睛盯着我，显得非常尴尬。

可是爱芝面不改色，丝毫不为我这句不恭的话所动，和颜悦色地继续说：

“玉门油矿这个典型，我们要连续报道，也许这个字数还打不住呢！”

我为之一震，哇，爱芝这人的肚量真大！

我那话出口，心里也挺后悔的，对一位刚刚到任的领导同志，怎能这样不讲礼貌。心想，爱芝表面没什么，心里也许不悦。事实证明，我这种想法完全多余。在玉门采访时，爱芝待我像老大哥那样亲切，以他多年记者工作的经验，启发我如何思考，怎样采访，并鼓励我说：

“你看看华山写的通讯‘英雄的十月\’，你一定要把玉门油矿学大庆的感人气势写出来！”

和爱芝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我们很快便成了无拘无束的朋友，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隔阂消弥了。我笑着回应他：

“我可是小记者，哪儿能和人家华山比，弄不好这篇通讯很可能被我写成‘狗熊腊月\’。”——当时正值数九寒天，结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爱芝亲自动笔写配发的社论，连着熬几个深夜。他狂热的敬业精神感染了我，我决意将分配给我的采访任务完成好，表示春节不回家，到老君庙油田和工人一起过春节，体验石油工人生活，深入采访。我得到爱芝的热情支持，他回到兰州后春节期间亲自到我家慰问，当着我家人的面，把我表扬了一通。

爱芝是资深报人，又在我国著名高等学府教过书，论干部级别他早就进入“高级”了。可是你到他家看看，简陋得出人意外，唯一属于他私有的那张独腿小饭桌，原来的油漆已褪光，应该淘汰了，可是它竟是从北京带来的。爱芝的衣着也过分俭朴，一年四季总是棉布中山服，很少见他穿过皮鞋。严冬去塞外采访，头上加一顶棉线织的帽子，将翻边拉下来只露眼睛的那种，俗称马虎帽儿。在物质生活上，爱芝总是亏待自己；但也有不亏的，那就是抽烟了。爱芝苦了一辈子，直到他晚年最后的岁月，生活才有了大的改变，这是由于他儿子从商做房地产开发挣了大钱。儿子孝心一片，给他在金晖嘉园买了一套房，并购置了整套的红木家具，“强制”他从老旧的职工宿舍楼搬迁进来。从民房到富居，生活的陡然变化，爱芝难以适应，乔迁时我去看他，爱芝示意我环视他那明亮富丽的大客厅，亮着嗓子乐呵呵地说：“这哪儿是我刘爱芝住的地方！”

芝的个性豁达，对人对事宽容，以“海纳百川”比喻太虚，还是用庙堂里弥勒佛一句楹联来形容最贴切不过，即“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若看爱芝在这方面具体表现，最好是“文革”再现。他的领导身份，自然被归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属于被打倒之列；比这还要命的是他的一种见解：“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在当时，谁人斗胆敢去理论“红太阳”，这是滔天大罪啊！爱芝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毒打，一次批斗会，“造反派”将厕所里染有污物的纸篓给他戴到头上，脸上涂满印刷油墨，如此侮辱人，让有良心的人无法目睹！批斗会结束，“造反派”的头目嚎叫一声“滚下去”，爱芝顶着那个肮脏的纸篓往楼梯走去，刚下一个台阶，一个可恶的“造反派”打手在爱芝身后瞄准他的小腿，狠命飞出一脚，爱芝应声跌倒，接着翻滚到楼梯下……在家中，爱芝的老伴和儿女围着他恸哭，他反而去劝慰他们：“都别哭，我有罪……”。“造反派”不让爱芝有片刻的歇息，押着他去闹市游斗，在中央广场由于人流堵塞，爱芝趁此机会蹲在路边，从身上摸出一支烟，用火柴点着，自言自语地说：“抽支烟吧”，我看跟前无人，轻声说：“爱芝，可要挺住”，他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低声说：“刘少奇都被斗得屁股朝天，我们这些人算什么？！”此时此刻，爱芝心境仍这样平静，鲜见啊！爱芝日后对“文革”中整他、斗他、打他、欺辱他的人，其中包括主谋者——对《甘肃日报》实行军事管制的头头，通通不往心里放，好像在他的经历中压根儿就没发生过这档子事，他这大腹的容量了得！

爱芝对我的友情，我永远铭记在心。一起在《甘肃日报》时，他鼓励我、指导我；“文革”中我被迫从工，到一个大厂当厂长，他时常抽暇到厂里来看我，帮我出主意；后来我们先后回到北京，当我被任命为化学工业出版社社长时，他认为那里不是我施展的地方，甚至没同我商量，通过当时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把我调到《经济日报》，他对我说：“归新闻队伍，干你的老本行！”

爱芝一路走来，总是磕磕绊绊的，在他行将离休的时候，又遭遇不幸，受到莫大的委屈。１９８５年前后，我国的改革逐渐形成高潮，新闻如何改革也在研讨之中。《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邀请几家主要媒体的头头开会，共同研究新闻改革的内容，《光明日报》的总编杜导正在其中。我是与会者，记得很清楚，是根据大家的共识把报社举办公司作为改革内容之一。

之后，多数报社都办有数目不等的公司，爱芝所在单位办的一家公司，因为有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加入，有人信口将它称之为“太子公司”，造成一些社会影响，上级为此进行过问。按当时的情况说，这事不好怎么去追究个人或单位的责任，办公司的目的是改革，况且当时家家报社都在大办公司。至于公司里面有高干子弟，可是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禁令。意外的事发生了，上面要追究领导责任，面对现实，爱芝没有做丝毫辩解，毫不犹豫地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承受处分。爱芝的职务是副总编辑，在他前面还有总编辑，但他不诿过，而且是诚心诚意、心甘情愿地不诿过，爱芝如此做人，谁能相比？！

让人难以忘怀的那次对爱芝的探视，想不到竟成了最后的诀别。２００５年５月初的一天，我敲开爱芝的家门，他的小女儿告诉我：

“爸在楼下，您别走，等一会儿就回来。”

我刚坐定，门开了，爱芝被人用轮椅推了进来。我心里一惊：离上次见面没多久，怎么竟坐进了轮椅？他见我来，特别高兴，让人给他点支烟，和我聊开了：

“你知道，我还在琢磨那个人性论的问题，打算找个人合伙研究。我们共产党人喊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不离口，这里面就应该包涵对人性论的肯定，如若没有人性或人民性，那怎么去为人民服务，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去谬解……”

我看爱芝很虚弱，不想让他说下去，把那个人性论的话题打断，说些安慰他的话：

“爱芝，理论上的事扯不清，慢慢去研究。我们不是老谈人的品格问题吗，还是您说得对，人生在世，对个人来说，无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人的品格。就我所知，凡是认识您刘爱芝的人，对您的人品无不称道。比如，遇到祸事，你首先去保护别人，把祸揽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事除您谁能做得到？我就做不到！”

我正说着，在一旁的爱芝的小女儿插嘴问我：

“李叔叔，您说我爸这样做对吗？”

这要我怎样回答，刚才我说话的语气中，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我细想，这孩子并不是说他爸做得不对，只是为她爸今生今世受到的太多委屈鸣不平。

老报人刘爱芝故去了，如果说用杜甫他爷的名句“但恨不见替人”表达有些雅、有些过，那就改用大白话说：像刘爱芝这样出奇的好人，以后仍然会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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