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甘肃 孙廷永，用镜头保卫“社祭文化”

孙廷永作品：泾川县王村镇(2008.2.18) 孙廷永

著名僧侣马修和他的哲学家父亲对谈生命意义时说：“为保卫文化这个词，我就把手枪掏出来。”

本土摄影人孙廷永没有手枪，他举起了照相机，为保卫“社祭文化”。

《社祭者》

1月18日，平凉，孙廷永的摄影集《社祭者》首发。

70岁的他要比实际年龄精神很多，首发式的会场上满是比他年轻很多的专家学者，每每那些人阐述观点时，孙廷永总是认真倾听并做全面的记录。

包括了120余幅黑白影像的《社祭者》，呈现的是13年来孙廷永镜头下的唯一主题——社祭文化。

早在《社祭者》还是电子版的时候，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叶舟就提前欣赏了，还同时见到了影像的拍摄者。“两年前四月的一个阴郁的下午，长途奔袭的孙廷永老先生裹挟着一股气息，‘杀\’到了我的面前。”初次会面，孙廷永给叶舟留下了率真、无设防的印象。“几秒钟的寒暄后，他就开始诉说自己，好像在挖掘另一个人的生平。诉说中，他的指尖不停地夹起一根根红双喜。”

后来，叶舟用文字记述下来了他们俩的这一次晤面。文字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孙廷永的言辞滔滔。“廷永先生学养丰厚，自幼酷爱诗词，晤谈中，他不停地背诵海涅、莱蒙托夫、歌德、严阵、余光中和毛泽东的精彩句子。他喜欢大词，诸如人民、革命、历史、中国等等，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论点中。他更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包括毛姆和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里·布托的格言。”

“那一刻，我忽然就生出了这样一个感触，他应该是一位行走的诗人，拿照相机的诗人，他用一双脚在陇原大地上写出了无数的诗行。”叶舟说。

首发式上，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悦具有总结性的发言，显然代表中国摄影界对《社祭者》的评价。“当代摄影人最难得的是心静，然后要选准视角、题材，通过坚持不懈的创作来成就心中的艺术追求。《社祭者》已超越了摄影本身，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觉文本，是中国摄影界一个成功案例，对摄影编辑具有范本意义。”

摄影者

“一个母亲领着孩子去祭神，孩子不知神为何物，就问母亲‘神是啥？\’母亲回答‘神就是你先人。\’”

首发式上，到孙廷永发言时，他脱口引出的是贾平凹小说中的一个情节。

“这段对话是要用陕西话来说的，那里面的‘味道\’就出来了。”孙廷永解释了他如此“引经据典”的理由只有一个：人不能忘却祖先。

孙廷永说如果笼统地来解释何谓社祭，一句话就是祭神。

事实上，从第一次拿起照相机以后的十多年里，呈现在孙廷永镜头里的内容就如他最初的镜头一样，都是“闪的”，他还没有“发现”并找到社祭——这个后来成为他摄影事业的永恒主题。

熟识孙廷永的朋友总记得这样一个画面：一件摄影爱好者惯常穿的上面缀满大大小小口袋的马甲，胸前挂一台单反机，口袋中装一台袖珍照相机。这是孙廷永的形象。

使用单反机的时候，已经是孙廷永摄影的后期阶段了，他自己拥有的第一台照相机是8元钱的华山牌的机器。那是他去西安时正好碰上那个厂子处理一批仪器，他买了一个。说起来，孙廷永第一次拿的相机还是一台苏联进口的135相机。当时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在和同学们下乡劳动时，班主任老师把自己的相机交到了这个让他信任的班干部手里，叫他把劳动的火热场面拍下来。“后来，老师在他的暗房里把那些黑白胶卷的照片洗出来时，让我很惊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自己胡乱拍的居然还被洗成了照片。”孙廷永说等到自己参加工作后，他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也买一台自己的照相机。“第二台相机是海鸥120，在那个年头，这绝对属于奢侈品，挎在身上，既炫耀又骄傲。”往昔岁月，在孙廷永滔滔言辞中完整再现。

即使有了海鸥120，却依旧没有阻止孙廷永对自己的不满情绪。“对这种随意性很大的拍照我自己都不满意，常自己和自己生气，我想要不同的东西，想要搞创作，创作自己的作品。”

创作没来得及搞，倒是有十年时间，孙廷永的摄影是停顿的。“那也是计划经济下市场经济转型的十年，我原是一家国有运输公司的副经理，在转型期间，我们这种体制的企业遭遇到了市场的冲击直至破产。一个人的爱好在生计面临考验的时候，只能退居其次。”

重新拿起照相机后，孙廷永选择了以春天、秋天和春节三个节点为自己拍摄的集中点。这是孙廷永摄影经历中的一个10年，在这10年里，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摄影者。

记录者

不可否认，从社祭文化真正进入孙廷永镜头的那一时刻，他自身也开始了从摄影者到记录者的蜕变。

1999年的腊月，和影友一起去采风的孙廷永偶然间进入庄浪县庞家沟村。

封闭、贫瘠、萧索、荒凉……孙廷永在这个乡村，见识到了他以前从未见过的这一切。在村里用石头垒起来、房顶用茅草铺盖的房子里住了一个晚上，孙廷永荒凉见底的心情被震耳欲聋的锣鼓声莫名地复苏了。“当时村子里有30多户人家，他们在自己给自己演社火，脸上涂上墨汁、拆下被面裹在身上当战袍、骑上家里的骡马披挂上阵的一群七长八短的村民组成的社火队，祭神、挨家挨户演社火，演得不亦乐乎。”孙廷永说那是一个只有一百多年村庄史的还保留着原始遗风的小山村，如今，这个村子已经搬出了大山，移民到其他地方了。

他被深深感染并震撼了，随后的几天里，孙廷永自掏几百元钱打发人出山去县城买了油彩，让演社火的村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自己也全身心地融入其中，悉心去感受村民们的欢乐和以演社火的方式所抒发的大喜大悲。

孙廷永说多年后，他才懂了那些人，“我知道了社火是他们一年到头的一种情感的宣泄，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希望寄托。在嬉戏、癫狂、怒吼、大叫的狂欢中，祈祷神灵赐予他们风调雨顺和美好。”

没有避讳，孙廷永说对于社祭的关注，他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起初的看热闹，到慢慢地去欣赏，再到拿起相机投入进去。

在《社祭者》中，连续好几张影像都是呈现华亭县麻庵乡社祭形式的，镜头里的内容在外行看来多少有些雷同，多是一个或两个打扮成戏剧中人物模样的小孩，骑在一头或两头头上扎着喜庆的被面、身上同样披着被面的毛驴身上，然后由一个现代成年人牵着毛驴或站着或走在乡路上……

后来，孙廷永又追踪到他们移民的地方，不过却再没拍到社火，村里的人从大山走出来之后，年轻人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没有演社火的人了。

这是一个现状。10多年来，孙廷永亲眼见证了现代化冲击下，民间社祭文化的突变与式微的命运，他明白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近几年来，他镜头下的社祭形式越发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他很揪心：红火劲和热闹的社祭一年年地落寂下去，慢慢淡化，几乎快消失了。

文/本报首席记者 雷媛  图/受访者孙廷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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