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频出,不如严格执法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被问及怎么看待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时说，“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

此番言论引发舆论争议。不过小马飞刀以为，钟院士说了一句大实话。一种因医德缺失和管理不严，以及医疗资源问题造成的不正之风，寄希望于一份“拒收红包协议”来纠正，实在可笑，可以说是典型的懒政，只能助长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有些行为本来就是被禁止的，本来也是不被允许的。如今重复提及，一方面说明这已受到更上一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同时说明，之前的那些禁令有虚设之嫌呢？不然，又何须重复提及呢？中国有禁令文化的传统，几千年来，每一个朝代的施政，其实都是建立在各式各样的禁令，而不是法制常态上。到了今天，许多部门依然放着法规不理，出台一些禁令，以示严肃、以示重视。

当然，出台禁令，初衷是好的，但是有多少人相信它们的实际效果？禁令这种还没有法律更有权威和强制力的形式，来重复法律的规定，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且禁令的惩处措施远不如法律那么严厉。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违法犯罪行为难道只接受内部惩处而可以逃避法律制裁吗？这样的禁令，究竟是在严惩还是在放纵违法犯罪人？我们也看到，各地不时发生的一些基层管理部门与群众的矛盾，很大程度在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不足，治理思路总是简单化围绕“禁令”作文章，没有兼顾长期与短期的治理效果。比如，为了维护街道整洁，争创国家卫生城市，有些地方出台规定赶走街头商贩，却无视商贩的生存难题；为了预防火灾保证古城安全，一些地方竟出台规定禁止百姓停电时使用蜡烛。这些一刀切的“禁令”，忽视了相关群体的民生需求，往往会激起民意的强烈反弹。

不过，对于禁令，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的积极意义。但这种积极意义，必须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一方面要保证禁令规定具体、明确、无漏洞可钻，要保证禁令执行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可能例外；另一方面，要畅通监督渠道。没有监督的权力不滋生腐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没有群众监督要落实并长久落实禁令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自己监督自己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再严的禁令，如果没有严格执行，都将是一纸空文。小马飞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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