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别部司马印”捐献始末

汉代“别部司马”铜印照片。

证书实物拍摄照片。

根据刘玉林论文插图翻拍。

□田书林

平凉市博物馆馆藏的国家二级文物汉代“别部司马印”,是三十多年前由我捐献的。

1984年暑期,我从天水回泾川老家度假。到家后,看到墙上挂着一方非常精美的铜印和一枚品相上乘的铲形古币,地上还有半脸盆“麻钱”,大小不一,锈迹斑斑,用手即可掰断。父亲告诉我,当年春季翻修老屋时挖出一个古墓,铜印和古币都是古墓里出土的。当时家里没有印泥,我便蘸上墨水在纸上盖,字还是认不全,也不知道这个铜印属何朝何代,只知道是文物,拿上把玩了几乎一个暑假,但还是不知究竟。于是,很自然地想到了我的初中老师刘玉林先生。先生时任平凉地区博物馆副馆长。在征得父亲同意后,开学前邀上好友赵奇林专程前往平凉,到原平凉地区博物馆将铜印交给了先生,并陈述了铜印的来历。是年9月间,我已开学返校。据说,先生随后带考古队对铜印出土地点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又出土了陶罐一件,棺钉数枚,剪轮五铢值一小钱二百多枚,大泉五十余枚,铲形货布两枚。所有出土文物先生均造册登记,并悉数交馆收藏。

我在外地上学、工作的10年间,与先生间或有书信往来。我最先学的专业是地质学,记得先生曾经谦虚地对我说,你学的专业正是我所从事的文博事业中最缺乏的知识领域。先生在教导我认真学习的同时,还让我提供了古生物学、地层学和第四季地质学等教科书籍,在地层学一书中竟意外地发现了先生早年收藏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使用过的石器标本图片,先生来信中流露出情不自禁的高兴。1988年8月底至9月上旬,我去湖南招生,顺便游览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展馆,看到了一方铜质鎏金、龟钮的“长沙丞相”官印,形制、大小、光泽、品相与“别部司马印”有点相似,只是印钮不同。于是,想知道“别部司马印”的断代及其考古价值的欲望愈加强烈。招生结束回到学校后,在与先生的一次通信中提及此事,同年10月26日,先生回信称:“关于铜印,系东汉新莽初期之‘别部司马\’印,有一定的考古价值和文物价值。拙文《甘肃泾川出土的古代官印》中作了简要介绍。在目前文物走私风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您能为国家捐献文物,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当时,先生已由副馆长升任馆长,信中刘老师以先生之尊称学生“大鉴”、落款“大安”,充分说明了先生谦逊的美德和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但作为学生实不敢当,至今仍有惶恐之感。

“别部司马印”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及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刘玉林先生在其《甘肃泾川出土的古代官印》和《泾州古城调查记》两篇论文中均有客观全面科学的论述,其考古结论早已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和业界的广泛应用。最近,经过认真研读并查阅相关资料,我多年来所关注的几个重点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关于铜印的断代。“别部司马印”为铜质,方形,瓦钮,印面2.5x2.5cm,厚1.2cm,篆书白文“别部司马”,字形古朴浑厚,笔画粗壮圆劲。铜印的形制与著录中的西汉官印风格接近,并根据出土钱币的铸造、发行和使用年代,先生的鉴定结论为:“墓葬的年代当在新莽天凤(公元14至19年)年间,或在稍晚些。封授印信的时间当在西汉成帝刘骜至孺子婴(公元前32年至前8年)间。”据此算来,此印距今已有2023年至2047年的历史了。

关于铜印的出土地点

具体地点即我田家祖屋崖顶上的一座残墓(仅遗存一个墓角)中,所处位置即汉安定古城、唐泾州古城东城墙根。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的一些地名耳熟能详,至今仍在沿用并口口相传,如“古城里”、“官路”、“城壕”、“彩门城”等等。百度“泾州古城”即可了解到,泾州古城遗址位于今泾川县城正北,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城的南城墙,在今天的泾河北岸。北城墙,紧靠泾党公路,再向北一里许,是彩门城,城墙、城壕保存完好。东城墙,在兰家山沟口,山上的城墙依稀可辨,汉代烽火台保存完好,依然耸立在山顶上。西城墙,在城关中学以西约一里许。古城东西南北各长7里,周长28里。从历史沿革来看,古城的建城史从商周时代开始,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并遗存大量文化遗址。商周时阮国、共国的遗址即共池,就在今城关中学内,文献多有记载。阮陵乡建制解放初仍在沿用,阮陵渠至今尚在。西汉时,古城是临泾县县城。东汉时,安定郡因汉羌战争被迫从高平(今宁夏固原)迁至美阳(今陕西扶风)侨治18年。公元129年,安定郡因战争仍在继续而不能回迁,便设在临泾县城(今城关水泉寺),泾州古城从此成为岭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北魏时,泾州古城的地位空前之高,泾州时领6郡17县(相当省级),泾州、安定郡、安定县三级衙门均设在古城内。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因水患,古城迁至泾河南皇甫店,即今县城所在。

从商周至清末,泾州城仅在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至大历三年(公元768年)6年间被吐蕃占领,其余2000多年均未失陷,一直起着“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的国防重镇作用。泾州和泾州古城“控扼两陲之咽喉,边衢之门户,壮西服而控远夷。”当西部势力占领泾州以西之国土,泾州城便是长安城和古中国西部最远的边陲重镇。当中原势力达到河西乃至更西地域,泾州古城则成了离长安城、离朝廷最近的京畿之地。泾州古城的历史加上明代以后今日县城历史,建城史当在3000年以上,无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从东汉至明代,历史上的许多大事,都发生在泾州古城内外,正史均有记载。古城和历代许多皇帝、名人机缘难解难分。秦始皇过回中,汉武帝11次到回中(安定),十六国的几位帝王到过泾州,隋文帝分舍利给泾州城内的大兴国寺,武则天在城内建大云寺,宋真宗、元世祖、元成宗、明孝宗都为泾州城内的水泉寺颁圣旨、敕赐碑文。在泾州任职的历代名臣武将如王茂元、范仲淹、滕子京的官府都设在泾州城内。李商隐登上安定城楼,徜徉于回中牡丹园,写了千古名诗《安定城楼》,诗曰“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作者既描写了泾州古城的壮丽景色,又抒发了虽仕途受阻,但不气馁的高远抱负和奋发精神。

关于别部司马之职

史料记载“别部司马,汉制,大将军属官有军司马,秩比千石。其中别领营属者称为别部司马,共所率兵士数目各随时宜,不固定。”

有学者研究指出,汉朝军队编制是军、部、曲、屯,并没有营。汉代的兵制是以二与五的倍数为计算,最基础的单位为伍,即每五个人有一个伍长；两个伍为什,每十个人有一个什长；五什为队,每五十个人有一个队率；两个队为一屯,每一百人有一个屯长；两个屯为一个曲,每两百人有一个军侯；两个曲成一部,每四百人有一个军司马。通常每五个部为一个营,即为一独立的作战单位,通常统军者乃将军或校尉。校尉到底统领多少个部并无常制,就明确的定义而言,校尉其实只统领一部四百人,《汉书·卫青传》颜师古注:“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为一校。”补《后汉书·百官志》里各种校尉属下往往只编制一个军司马,其义即在此。每部四百人有一个军司马,但有的部地位较高,其长官乃校尉与军司马各一人,如大将军营下五部,地位较一般的部高,所以大将军五部每部长官均是校尉。校尉比两千石,军司马比千石,校尉官职较军司马为高,所以一营之中虽然校尉直辖者只有一部,但其他各部的长官军司马职位均在校尉之下,故亦听从校尉的指挥。而当时完整编制的一营大致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曲五部两千人,因此通常一个校尉所统帅的部队为两千人上下,这一营即为战术上的主力部队。而在战时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局,有时要独立编制主力以外的机动调度部队即预备队,别部司马即为这种预备部队的长官。

众所周知的三国人物中,有好几位均屡任别部司马一职,如刘备的晋升表为:中山安喜尉——高唐尉——高唐令——别部司马——平原令——平原相等；孙坚的晋升表为:盐渎丞——盱眙丞——佐军司马——别部司马——领长沙太守等；关羽的晋升表为:别部司马——偏将军——领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前将军；张飞的晋升表为:别部司马——中郎将——领宜都太守——征虏将军等。夏侯渊、曹仁、吕蒙等均当过别部司马。据此推断,“别部司马”一职当为六品或从五品武将,其职位比县令高、比太守低,其级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军事机关主官即军分区司令员。

关于铜印的主人

印主人姓甚名谁、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等均不可考。可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也有可能像泾川大云寺佛骨舍利一样,在千年后重见天日,这有待历史的机缘巧合了。可以如此推测,一种可能是,印主人为一人,在被封授印信后,或戍边或征战,因公殉职,作为奖赏,官印随葬；另一种可能是,印主人为多人,随着职务升迁、主人更替,最后的印主人回乡终老,官印随葬。可以肯定的是,泾州和泾州古城作为当时首都长安的京畿之地、边陲重镇,历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涉及了当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在西汉成帝刘骜至新莽天凤的三四十年间,正是大汉盛世走向衰落的阶段,中央集权逐渐削弱,豪强大地主兼并之风盛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印主人肯定见证了匈汉战争、西汉灭亡、王莽称帝、绿林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至于其所作所为则不得而知了。

行文至此,有如释重负之感。多年来一直想知道的事情基本搞清楚了,尚未搞清楚的历史信息留待专业人士和感兴趣者去研究和探讨吧。感到庆幸的是,我与两千多年前的官印有过一段交集,这种异常厚重的历史穿越感令人感慨万千!对于“别部司马印”来说,我是一个不速之客和匆匆过客；而对于我来说,见到“别部司马印”并亲手把它交给老师、捐献国家,窃以为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千载难逢的特殊机缘所致。这种机缘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造化。值得感恩的是,我的恩师、平凉文博界泰斗刘玉林先生,对铜印潜心研究考证,撰写的论文发表在国家级专业刊物上,铜印又经先生之手交馆收藏并于新馆落成后陈列展示。近来,又先后为我提供了早年的两篇论文,并介绍了相关情况,再一次出具了证明材料,师生情谊因此又进一步加深。需要感谢的是,在市文物管理局和市博物馆的协调、支持下,经查阅、核实当年文物入馆登记和我与刘玉林先生通信等原始资料,今年3月份,平凉市博物馆为我补发了《文物捐献证书》。据称,这是市博物馆迄今为止向文物捐献者颁(补)发的惟一证书,我很珍视它并将永久珍藏。

主要参考资料:

1、刘玉林《甘肃泾川出土的古代官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一期)

2、刘玉林《泾州古城调查记》(《平凉文博》1984年第一期)

注:证书上的捐献时间系“别部司马印”入馆登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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