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要寻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杨朝清

备受关注的《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条例(草案)》近日提交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审议。草案明确,广州拟对电动车等非机动车、摩托车实施“五禁”(禁售、禁油、禁行、禁停及禁营运),其中对于电动车,首次明确规定全市范围内禁止销售,无论其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违者按每售一辆处以2000元或者最高5万元的罚款。（3月30日《新快报》）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当下，人们对电动车可谓爱恨交加、毁誉参半。对于受益者来说，成本低廉、方便灵活的电动车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受害者来讲，电动车犹如脱缰野马，给公众的出行带来了不便甚至安全风险。电动车所享受的“速度与激情”，是以危害交通秩序、增添安全风险为代价的。

正如有论者所言，速度具有成瘾性，现代社会的最大瘾疾，可能不是海洛因、电子游戏，而是速度追求。每个人在每件事上都在往风驰电掣的频率上走，“不耐烦”是当代人的共同秉性。对他人不耐烦，对自己不耐烦，一切费时间的事情都会引起心理上的烦躁。正是因为“不耐烦”“路怒症”，司机才会将“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抛到九霄云外。

尽管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可是许多电动车却开出了机动车的“速度与激情”。在笔者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接送孩子的、送外卖快递的电动车随处可见，风驰电掣的电动车给师生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与风险。相对安静、封闭的大学校园如此，又遑论对所有人开放的马路和街道？给电动车念“紧箍咒”，已经具有了“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

对电动车实现有效治理，不可避免会遇到类似城管与摊贩的“两难困境”。这边厢，交管部门追求城市的道路安全和公共秩序；那边厢，电动车却成为一些人谋生、代步不可或缺的工具。那些电动车车主，大都是城市的中下层，许多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穷人；如果对电动车采取“一刀切”的禁令，不可避免会让这些老百姓遭遇利益损失。

尊重和回应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寻找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公约数，显然不能“因噎废食”。一方面，交管部门要加大对电动车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违规成本，减少“速度与激情”的上演；另一方面，电动车车主要重塑对规则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尊重与敬畏，少一些轻率与任性，多一些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电动车既有负功能，也有正功能，二者不能割裂开来。一个好的公共政策，要努力寻求最大的利益公约数，不能顾此失彼。与“禁行”相比，电动车“限速”或许更契合民意、更接地气。说到底，对待弱者的态度，更能反映社会治理的智慧和能力；如何给电动车念“紧箍咒”，成为当下紧迫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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