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高考岁月

□吕福贵

1978年,初中毕业,已经给队里放了3年羊的我,突然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高考恢复了!我放下羊鞭,兴冲冲地跟着几个伙伴前去报名。负责学生报名的老师问我:“报大专还是中专?”“什么最好?”我反问老师。“当然是大专好啦!”“那我就报大专!”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地报上了名。

复习的时候,自己光能认识ABC,其他一概不会,两眼一抹黑,就连几何书上的“sina”符号都不认识,还是上初中的妹妹告诉了我答案,理、化更是一窍不通。记得考物理时,老师念题:“水下10米深处的浮力是水上5米深处的几倍?”“2倍。”同村的吕抓贝脱口而出,我们赶紧写上2倍。结果可想而知,自己的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了。

渐渐地,我懂得了,自己基础太差,还是要脚踏实地从头学起,我找来了五年级和初中的课本,认真地学了起来,当时悟性太好了,只要把例题一看,其他的练习题就都会做了,而且常抱怨习题太少太简单,有种吃不饱的感觉。只是那时家里穷,没有课本,也买不起笔和纸,我便找来一些废旧课本,在书的四周做习题；夏天,我捡来柴棍当笔用,在山沟滩涂里大水漫过的光地上做算术题,每完成一道习题,然后用脚一抹,接着再写；冬天便在冰雪上面用硬柴棍书写,手常常冻得红肿。我每天放羊走的时候,常会趁妹妹不备,偷拿了她的课本和笔放进柴背篼里,利用放羊间隙学习课文。家里没有书桌,我就把母亲用来切猪草的案板利用起来,白天在上面写作业,晚上放羊回来,学习完后在案板上铺些麦草当做床睡觉。但尽管我很勤奋,并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他甚至对我的学习持反对态度,按他的说法,我们弟兄俩要留一个守家。庄里也有人说,这娃不务正业!就连在外工作的哥哥也私下对母亲说:“人家城里娃娃学习条件那么好,还请老师辅导呢,他这样学怕不行啊!”但我没有理会,仍然坚持自学。1979年8月,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村里的民请教师,尽管当时只有5元钱的工资,但我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

教课之余,我继续坚持复习,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每每起床、放学回家、骑车上路或给家里挑水时,我先记一个公式、定义、概念或成语,直到背得滚瓜烂熟。就这样,经过几年自学,我学完了初、高中的数、理、化、语文、政治。1982年,我被学区评为“自学成才先进个人”。1983年7月,在亲友的劝说下,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又报名参加平凉师范招生考试,拿着父亲给的2元钱,带上书本和几个干馍馍,冒着大雨,徒步翻山越岭来到县城,住在泾川县一中。晚上和衣躺在干板凉床上,望着黑魆魆的夜空,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举目无亲,我感到冷清又无助。第二天,走进考点,看到人家大部分考生穿着整齐,戴着明晃晃的手表,而自己穿得破破烂烂,颇感自卑。从考场里出来,城里考生被家长前呼后拥,问这问那,然后簇拥着进馆子,用好吃好喝的犒劳他们。而我独自走进食堂,花8分钱买来一碗素烩面,吃完面,再要一碗面汤泡些干馍馍吃了,才算填饱了肚子。

考完试回到家,母亲忐忑不安地问我:“能考上吗?”“根本考不上!咱们是啥条件嘛。”我没好气地说。

过了一段时间,记忆中好像没有考试这回事了。一天,我们全家人正顶着炎炎烈日在地里割麦,突然,家住城关水泉寺村的二姐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们,考试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是全县第一名,但是没录取上。哥哥立即跑到县城一打听,是体检出了问题。原来,我在看色盲测试图时,由于没认真对待,随便说了说,那医生就在一张单子上写了“色盲”二字,我没在意,旁边的人也都认为无所谓。谁知,就因“色盲”,我被挡在了平凉师范校门外。

懊悔也无用。第二年,我振作起精神,又倾尽全力投入到复习当中,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忘记了白天黑夜,忘记了吃饭睡觉,忘记了月亮星星。我深知,成功与否,在此一搏。这一年参加平凉地区中专招生考试,我考出了5门课498.6分的高分,其中数学和化学都是满分,被平凉师范民教班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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