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一篇“命题作文”

范仲淹

□新时报记者 徐敏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人范仲淹的千古名篇，作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这篇仅360余字的散文可谓字字珠玑，描写了岳阳楼阴雨和晴朗两种天气时的景色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人之心，也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

这篇文章创作的缘由，范仲淹在开头有所交代：“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简单说来，就是在岳阳任职的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让范仲淹为其写一篇文章。不过范仲淹这几句话并未明说，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到岳阳一睹岳阳楼的风采，文中的“春和景明”和“淫雨霏霏”都是他想象出来的。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正在河南邓州任职，他所看到的岳阳楼，只是滕子京请画家画的一幅《洞庭晚秋图》。

《岳阳楼记》的创作和滕子京有着密切的关系。滕子京，名宗谅，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宋书·滕宗谅传》云：“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可见滕子京有着豪侠气概，能领兵杀敌，又喜结交朋友。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之前担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时，“用过官钱(公用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宋仁宗委派官员彻查此事，命人将滕子京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受调查。滕子京闻讯，“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焚烧掉了。他不承认自己挪用16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才动用了3000贯公用钱。

历史学者吴钩认为，这桩公案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账本被滕子京烧掉，他到底动用了多少公用钱已经无从追踪，而滕子京也不可能挪用16万贯公用钱，因为朝廷拨给泾州的公用钱总数都不可能有16万贯。但是说他“枉费公用钱”，却是确凿无疑的。

应该如何处分滕子京？一派官员主张严查他的不法行径，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与欧阳修“则力争而宽之”。经过两派人员的反复进谏，庆历四年，“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朝廷贬谪滕子京到当时还是荒蛮之地的岳州上任。

到岳阳后，一向胸怀大志的滕子京为了出政绩，立即组织力量修缮已经破败不堪的岳阳楼。修成后，滕子京请画家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并请书吏抄下旧岳阳楼上的所有对联，派人送给被贬谪至邓州任职的老朋友范仲淹。接到老友来信后，从来没有登临过湖南岳阳楼的范仲淹，把他久积于胸的大志和才华一抒于文墨,在遥远的河南邓州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使这座三国时鲁肃的水军阅兵楼一跃成为江南名楼。

滕子京请范仲淹写文章不是随意之举，他知道范仲淹善文且喜好山水。他在写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中说：“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庶漱芳润于异时者，知我朝高位辅臣，又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滕子京的话不是过誉之词，而是知己之言。他认为，要写出第一流的文章，必须是第一流的人物，而范仲淹的确是当时第一流的人物。

范仲淹的玄孙范公傅在《过庭录》中写道：“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由此可见，规劝和宽慰贬谪中的滕子京，也是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目的之一。

岳阳楼的山水，自从有了一篇360余字的《岳阳楼记》，便形成了一种超越自然山水的人文精神，从而获得了永久的艺术价值。原本默默无闻的岳阳楼从此蜚声中外，屡毁屡修，历久弥新。这是范仲淹妙笔生花的结果，也是那个时代忧患意识的产物，是庆历之际一群被贬谪的爱国士大夫崇高精神的聚焦。这种精神在范仲淹笔下以《岳阳楼记》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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