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五四运动”导火索的安徽人

□江志伟／文

作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转折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然而，若要论起在此事件中的作用，可能人们所熟知的，还只是蔡元培和北大学生，却忽视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点燃了导火索、营救出被捕学生的安徽省黟县宏村人汪大燮。有史学家称汪大燮是 “五四运动的隐身人”，或“五四运动的策划人之一”。

在中国政界资望甚高

汪大燮 （1859—1929年），原名尧俞，字伯唐，一字伯棠。宏村人。汪大燮少沉稳有智略，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屡试礼部不第，以捐班任内阁中书，升翰林院侍读、户部郎中。后考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以明敏谨慎著称；又经张荫恒保荐，先后任外交部左参议、员外郎、右丞等职。宣统二年（1910年），他任驻日公使。同年六月，向朝廷敬献考察《英国宪政》等书。

民国2年 （1913年）9月，汪大燮回国担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任内曾提出废除“中医”，在众多人士抗议请愿下，不了了之，并于次年2月辞职。 3月，任平政院院长；5月，任参政院副院长。不久，袁世凯称帝，汪大燮辞去职务，愤然退出参政院。民国5年6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翌年，为遣日特派大使；7月，张勋复辟失败，再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民国7年，徐世昌任大总统，聘任大燮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民国8年2月，倡议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即“国际联盟同志会”，并于当年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推梁启超为理事长，蔡元培、王王宠惠、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时值梁启超漫游欧洲，由汪大燮代理理事长。同年，五四运动兴起，他曾与王宠惠、林长民向北京警察厅总部呈请保释被捕青年学生。

初，汪大燮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时，参与审议巴黎和会有关中国外交事件。时欧美各国对德宣战，敦促中国参加，议会坚持不参战。大燮力排众议，决定加入，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民国8年1月，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无理拒绝中国政府要求，决定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北洋政府竟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密令中国代表在“合约”上鉴字。大燮获悉后，立即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商讨对策。蔡元培于5月3日晚上召开学生代表会，揭露政府密令，于是群情激愤。 5月4日，北京举行群众集会游行，一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就此爆发。

民国10年8月，汪大燮与钱能训、熊希龄、孙宝琦等人，发起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并任理事；次年任外交部华盛顿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民国11年11月，任黎元洪的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因派系难容，于次日通电辞职，经黎元洪总统挽留，应允维持十日为限，签署收回为德国强租和日本强占的胶州湾 （包括青岛）。以后，相继出任全国防灾委员会委员、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董事、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会长等职。民国17年，张作霖撤兵出关时，与王士珍等组织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维持北平秩序。晚年，他弃政致力于平民教育，创办北京平民大学，自任董事长兼校长；同时还致力于红十字会等社会慈善事业，民国18年1月5日去世，终年71岁。

汪大燮在中国政界，资望甚高，同孙宝琦、钱能训合称 “三老”。编著有《英国宪政丛书》、《分类编辑不平等条约》等。外交路上的高人指点与提携

在汪大燮的漫漫外交之路上，一直都有高人指点与提携，使其最初步入外交路，使其化险复为夷，使其绝处突逢生，使其外交登巅峰。

最先举荐、指点汪大燮踏上外交之路的高人，是他的寄藉同乡叶尔恺。那是光绪十五年之后的事儿，汪大燮中举之后却又屡试礼部不第，寄藉同乡叶尔恺于是挺身而出，依照晚清官场的规则，举荐汪大燮给大学士张之万，遂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任“协助清朝堂官处理外交事务文书的官员”章京，由此开始涉足外交事务，初踏外交之路。

保荐汪大燮出任外交部左参议、员外郎、右丞等职的高人，是由捐班出身的地方洋务派官员而跻身卿贰，成为清季才具非凡、肩负重职的朝廷大员，史称“晚清名臣”的张荫恒。这位“晚清名臣”为什么要保荐汪大燮？据史料称：是因为汪大燮的“有胆有识”，深为张荫桓等赏识。所以，1901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汪大燮升任外务部员外郎；1902年，外务部奏设日本留学生总监督，又派汪大燮充任。

聘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的高人，是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汪大燮被国务总理段祺瑞任命为交通总长。1917年2月，他代替曹汝霖充任赴日专使，代表北洋政府授予日本大正天皇大勋章。回国后不久，汪大燮反对张勋复辟帝制，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后，汪大燮出任外交总长，由此登上了其外交舞台的顶峰。

任命汪大燮为国务总理的高人，是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 1922年11月29日，大总统黎元洪任命汪大燮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这个任命是黎元洪使用元首特权自己提出来的。黎元洪为什么要任命汪大燮为国务总理？原因是 “由于汪大燮和各方面都无恩怨，以他扮演过渡内阁最为恰当”。因为汪大燮“不愿陷入直系内争”，所以在完成了“签署收回为德国强租和日本强占的胶州湾（包括青岛）”的任务之后，便毅然辞去了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职务，改任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会长。

聘任汪大燮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高人，是民国7年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 “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这个职务，使得汪大燮的外交生涯渐入佳境。一战结束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处理战败国和世界和平问题。总统徐世昌于1918年12月中旬设立外交委员会，请汪大燮出山就任委员长，“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因为这“外交委员会”其实就是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最高机构，而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当然就已经成为总统府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了。

与“五四运动”的渊源

1918年12月中旬在北京设立的外交委员会，汪大燮就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其间，汪大燮参与审议巴黎和会有关中国外交事件。时欧美各国对德宣战，敦促中国参加，议会坚持不参战。大燮力排众议，决定加入，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1919年1月，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无理拒绝中国政府要求，决定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北洋政府竟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密令中国代表在“合约”上鉴字。于是，英、法、美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交由日本继承，并写入和约。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已被逼入签字与否的死胡同。面对困境，汪大燮主张拒签和约，但总理钱能训密电陆征祥签字。汪大燮愤而辞职，并命令结束外交委员会活动。

回到家中的汪大燮，忧国之情未能释怀。他深知以己之力，无法挽回颓局，只有晓之于众，才有出路，急中生智他想到了挚友蔡元培。于是，1919年5月3日夜，汪大燮亲自赶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家，将外交失败和政府密令签字的消息告诉了他，并紧急商讨对策。为什么汪大燮在此紧要关头会想到蔡元培呢？这是因为，于公来说，当年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即“国际联盟同志会”），不但是汪大燮倡议组织的，而且还亲任代理理事长，蔡元培则为理事；于私来说，他们两人之间确实是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挚友。

蔡元培遂于1919年5月3日当晚九时就召集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向他们通报消息。消息当晚便迅速传遍北京各大专院校，激起了师生反帝爱国的巨大浪潮。群情激愤的北京大学学生们，遂当即决定：将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等口号，一场划时代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就这样被汪大燮点燃、爆发了。

对于“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北京学生，汪大燮参与了保释营救。“五四运动”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示威学生被北京警察厅的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 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 ”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蔡元培的营救方式，就是通过汪大燮与王宠惠、林长民的出面，向总监呈请保释被捕学生。最后，在汪大燮等名流的保释与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终于在5月7日被保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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