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西榷场的商贸互市

王磊 周丽静

中国古代港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除其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优势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制度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板桥镇港口也是如此，由于其位置优越，内接内陆，外连大海，陆路、水路交通发达，加之北宋开放的经济政策和登、莱闭港的政治因素，使板桥镇成为连通南北、东西、海内外的重要大港，对外贸易的北方基地。但到了北宋末年，由于金朝的不断扩张，不仅南北的陆路交通重重受阻，也使得海上交通受到了极大地限制。为防金国，宋廷开始限制舟船进入密州，“密州接近登、莱二界，系南北商贾所会去处，理合禁止蕃贩及海南舟船到彼”（《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至六二）。公元1127年（金太宗天会五年）“挞懒循地山东，下密州”（《金史》，卷三，《本纪·太宗》），金朝开始真正统治密州，板桥镇改为胶西县。而此时，因“金灭辽，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并与金国之间开通了多条陆路通道，以前来往于高丽诸港口与板桥镇口岸间的高丽海商，多经过陆路通道进行互市贸易，走海路来板桥镇口岸进行海上贸易的商船数量骤减，板桥港昔日繁盛的港口贸易开始逐渐萧条。

金朝占领密州后，宋廷为防止百姓通金，开始明令限制各地商船往来板桥港，“禁闽、广、淮、浙海舶商贩山东，虑为金人向导”（《宋史》，卷二十五，《高宗三》）。然而，一些民间的商贩行船贸易是无法绝对禁止的，各地一些胆大的商贩仍冒险在板桥港进行贸易，“海、密州米麦踊贵，通泰、苏、秀有渔民船户，贪其厚利，兴贩前去密州板桥、草桥等处货卖”（《宋会要辑稿》）。板桥镇在一定程度上依旧行使着它的港口作用。较之宋廷的明令禁止，这些少量的民间贸易交往受到了原本无暇顾及港口发展的金朝的欢迎。公元1142年（金熙宗皇统二年），金王朝在胶西即原来的板桥镇设立榷场，负责宋金双方海上贸易，与南宋互通有无，双方成交后，南货由马驮陆路北运，北货则装船南运，胶西榷场成为宋金通过海道实现交流的唯一互市市场。此后数十年，因宋金有时对峙，榷场兴废无常，板桥镇也一度成为金兵的军港码头，但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往来仍未中断。《金史》载，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十二月，“即墨移风砦（砦，同寨）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籴遇风，飘至中国。”“即墨移风砦”，今即墨市移风店镇，在今平度市和即墨市之间，虽远离海岸线，但有大沽河可直通胶州湾，说明此时仍有日本商船来板桥港购买粮食。

到了公元1221年（南宋嘉定十四年)，抗金首领李全控制了山东南部，为筹集军资，委派其兄李福镇守胶西，负责经营管理胶西榷场，发展南北方海上贸易。据《宋史》记载：“胶西当登、宁海之冲，百货辐凑。全使其兄福守之，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货，价增十倍……自淮转海，达于胶西。福又具车辇之，而税其半，然后听往诸郡贸易。”板桥港的南北方贸易由此得以恢复，延续了其海上贸易枢纽的重要地位，同时更成为了沟通山东半岛与中原地区、江浙、东南沿海甚至海外的物资交易地及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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