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爱好典籍、喜爱藏书的文臣,建起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此外,他对政事也极为挂心。国家危难之际,他成为南河总督众望所归的人选。上任后,改革河政积弊,苦

重新修复后的海源阁杨以增画像□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席真

中国社会到了清代道光年间,承平滋繁百年,经济文教趋于昌盛。一时间雕版风靡,书贾云萃,文人雅士以搜罗经书为乐事,私家藏书楼蔚然而起。而其中的佼佼者,有四大藏书楼之说,即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

这四大海内藏书家,更以“江南之瞿,山左之杨”为最,是南北对峙的双峰。与其他三家集聚江浙不同,杨氏海源阁孤悬聊城,仿如北国一颗耀眼的明珠。海源阁藏书以精善宏富而知名,其能够诞生和茁壮,与晚清能臣杨以增的仕宦生涯密不可分。

杨以增除了搜罗典籍,建起海源阁外,更于危难之际,肩负起江南河道总督(以下简称南河总督)的重任。当时河政积弊丛生、战火连绵不绝,他不以辛劳相辞,在极为艰难的局面下治理河务、筹办防务、会办盐务,直至生命熄灭之时。

“未见有慈父母如公者也”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杨以增出生于聊城一户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杨兆煜为人仁恕质直,曾中过举人,还当过即墨县的教谕,职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他中年辞官,半生居乡,好绘山水,精于鉴赏,喜爱收藏,尤其对古书的收集极为痴迷。经过他多方搜罗,杨家已拥有可观藏书,并建起了专门的藏书机构。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对书籍的独特癖好,很好地遗传给了儿子杨以增。

运河在聊城逶迤北上,漕运商船往返穿梭,南北文化在此荟萃调和,丰富了杨以增的眼界和视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杨以增中乡试举人,但在来年的会试中却名落孙山。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为庆祝新帝初登大宝,朝廷增开恩科,是年举行乡试,次年举办会试。杨以增在道光二年的恩科顺利中第,随即经吏部分发到贵州担任知县,还代理长寨州的同知(一州知府的副手)。

贵州地处西南,远离中原,地势四变,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百姓生活较为艰难。杨以增上任后,先以富民为理政的突破点。他数次巡历地方,了解民间疾苦,破除懒政苛政。他一边疏浚河道淤塞,一边招徕流民垦荒,还鼓励商贸流通,很快就让当地换了新颜。

在鼓励货殖外,杨以增更重视文化对维系人伦和谐、改变精神贫困的“软作用”。当地有一男子想要休妻,诉讼到了县衙,要求县令公开判决。杨以增了解案情后,认为夫妻离婚是出于一时气愤,仍有感情基础。他不急于断案宣判,而是耐心委婉劝解,希望他们重修旧好、破镜重圆。杨以增从清晨一直劝说到了日暮,让夫妻两人备受感动,泣涕拜别而去。

古代的地方基层,朝廷官员一般任职数年即离任,胥吏却往往毕生扎根。所以相较流官,胥吏更了解民情、掌握实情。当时县衙内积存许多案件,杨以增夜以继日地仔细审理、细致审核,终于清理了这些陈年旧案。他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将蒙冤者还以自由。而当杨以增厅堂审案时,常有一位老吏在旁侧耳倾听。每当一案审结,老吏都唏嘘不已,赞叹县令断案清明,能明察秋毫。当杨以增调任到荔波时,这位老吏哭而送之,曰:“小人年七十矣,未见有慈父母如公者也。”

杨以增仕途的第二站荔波,是汉苗百姓杂居的偏远山区。两族百姓在相依相伴之外,也免不了扯皮摩擦。当地官员处理这种矛盾时,一般出于私心喜欢偏袒汉民,还让苗族百姓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徭役。有的苗民携家带口藏匿深山,成了当地治理的一大难题。杨以增上任后,有下属建议他采取铁腕手段,将深山之民全部驱逐出来。他却执意讲求“为官以德”,无论是摊派徭役,还是判决案件,都出于公心,一视同仁。这种“柔性”之法,效果立竿见影,很快化解了矛盾。

治理地方之余,杨以增还在当地广收前代的典籍。贵州龙场一带,曾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讲学之所,民间藏书也非常丰富。杨以增喜爱于书肆之中流连,见到心仪的书卷,定要出资买下,再运回故乡收藏起来。

因治民有术、文教有功,杨以增不论任职何地,考核总是“循良第一”。而他每次调任,阖境士民也都遮道攀辕而送,甚至有泣下不止者。他在地方的循良政声,逐渐为上峰所知晓。他也沿着“县令—知府—道员—按察使”拾级而上,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道光十七年,杨以增从贵州调任湖北,成为刚上任的湖广总督林则徐的下属。林则徐是治理水务的能臣,当时已经政声满天下。道光十一年时,林则徐出任东河河道总督,负责维护大运河的漕运安全。到任后,他检验河堤垛料的质量,处分办事不力的官员,让久存的河工积弊大为好转。翌年,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又奉命协助两江总督孙玉庭治理运河,成效非常显著。道光十七年,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夏季洪灾经常泛滥的境况,林则徐提出“修防兼重”方针,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在鄂期间,杨以增跟随林则徐治理河务,耳闻目睹积累了丰富的治河经验。杨以增晚年能独挑治河重任,与这段经历密不可分。

“若为一己而离去,诚不忍心”

道光十八年,旅居湖北的父亲杨兆煜病逝,已是湖北按察使的杨以增要返乡丁忧。丁忧居乡期间,杨以增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开始筹资兴建“海源阁”。待海源阁完工后,他将父亲珍藏的图书,连带自己十余年搜罗的善本,全部存留其中。星耀北国的海源阁由此诞生。

丁忧服阙后,杨以增补为河南道员,和因鸦片战争革职“戴罪效力”的林则徐一起,治理黄河。堵复决口期间,杨以增“亲临河堤,纵使风涛冲击,屹立也不避让”,其果敢坚毅给林则徐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杨以增陆续担任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皆有政声可闻。道光二十六年,经陕西巡抚林则徐的举荐,杨以增代理陕西抚篆,不久实授陕西巡抚,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在西北期间,他一边忙着抗旱赈灾、抚恤百姓,一边继续收罗图书,充实藏书,海源阁的藏书规模日益可观。

道光二十八年,道光帝将在西北的杨以增调往东南,让他担任南河总督。

有清一代,河政、漕运和盐政,是关系国祚安危的三大政事。而南河总督统辖的苏浙皖三省水务,更是直接关系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能否顺利抵京,责任尤其重大。

按清制,南河总督一般由朝廷重臣两江总督来兼任。但到了道光时期,随着河务越来越繁琐,两江总督已经分身乏术,难以招架。两江总督李星沅兼职不久,就觉得身心疲惫不堪,上表请假休养。

道光帝只得简派能员来专任此职。但在道光二十八年,南河总督潘锡恩也因身体原因上表乞归,道光帝遂派杨以增上任。

杨以增被任命为南河总督并非偶然。他任职多地,有循吏之名,而且关心民瘼,颇有政声。据《清实录》载:“在道光帝眼中,杨以增自初任县令乃至成为封疆大吏,无日不尽心尽力于民事。皇帝认为他实心实政,足以匡时济难,故有总督南河之命。”

杨以增在与林则徐共同堵复黄河中显露的才干,更让他成为南河总督的不二人选。当李星沅闻听南河总督人选已定杨以增时,不禁长舒一口气,高兴地在日记中道:“已允准河督署杨至堂(杨以增字至堂),先以予兼署。至堂固中外所拟议者,必令南河有起色。”

但对已经年逾花甲的杨以增来说,出任南河总督绝不是一件安逸的好差事。

到了道光末年,河政已呈现积重难返的窘境。南河总督驻节地在淮安清江浦,那里是淮河、黄河和运河三河的交汇处。清代黄河决口日益频繁,黄河倒灌使得运河淤垫严重,给漕运造成很大困难,需要不断堵黄、疏运,河工异常繁重。而每当黄河决口,朝廷都要追究南河总督的责任。同时律法还规定,河工所需经费“销六赔四”,即中央财政承担六成,其余四成由南河总督衙门消化吸收。到了乾隆嘉庆年间,以往的肥缺,甚至变成“人皆以河工为畏途”的苦差。道光末年,国力凋敝、财力吃紧,治河经费连年削减,河政陷入了恶性循环中。

更为严峻的是,一些有识之士看到黄河终将爆发决口改道的大危机。早在林则徐任东河总督时,他的幕僚张际亮就建议让黄河从江苏改道山东,由利津县北流入海；思想家魏源发现黄河经过数百年淤积,地势已经“南高北低”,改道北流是必然,他疾呼“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杨以增虽也知晓河务之弊,但改道北流的代价太过巨大,只能勉力维持,尽力修补。

当任命书下达时,就有人劝说杨以增爱惜身体,以老病相辞让。杨以增却说:“河务的这些情况,以及黄河改道的危机,我都是非常清楚的,也知晓其中的艰难。但我能从县令到此职,靠的是皇恩特达、百姓信赖。此时正是国家多事之秋,若为一己而离去,诚不忍心。”

抱着对皇室百姓的高度责任感,杨以增上任了。到任后,他常亲临河干治理水患,身先士卒补苴罅漏,尽力支撑着南河危局。

“风雪除夕夜暮宿河上”

杨以增刚上任,严峻的考验便相继而至。

首先是治河经费短缺。鸦片战争以前,每年的河工经费约在三四百万两；若逢黄河决口,则增加到七八百万。但到了道光后期,因为国家财力不继,不管决口与否,每年经费只有三百万两。杨以增接任后,更被再三告知,每年河费拨款不会超过三百万两。

面对岌岌可危的财政,杨以增多次请求增拨河款,但朝廷却只是让他自谋筹款。朝廷的批复告知他:“现在办理堵筑,需用浩繁,国家经费有定数,岂能随意支取?治河经费所需,令该督迅即悉心筹措。”杨以增无奈,只好在节俭上下功夫。他经常亲自到工地核查垛料,“每至一厅,除点数查量外,还要随即抽取垛料检查”,察看是否有“虚松夹杂之弊”,防止贪污冒领,以节约开支。他还亲自携所属道、厅员弁,检查河堤的培修情况,“如有发现以次充好的情况,要求赔偿重修。如果有偷抽料柴的,也要严拿惩办”。例如在验收西堤工程时,杨以增就发现,“堤坝内的碎石单薄,多有不坚实的地方”。他立即将承办各工的属员革职,并责令重新加固大堤。经过实施裁汰冗员、力除糜费等一系列举措,南河以往贪污奢靡的风气明显好转,时人评价道:“南河自古富庶之地,自杨以增上任后,力崇节俭,率下以廉,风气为之一变。”道光帝也在奏折上朱批嘉奖他:“功令森严,尽心职守,朕甚嘉焉。”

大汛经临时,杨以增亲驻闸坝,指挥抢险,维持南河安宁。但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的短绌掣肘着治河工作的开展。所以纵使杨以增每日兢兢业业,内心依旧惶恐焦虑,担忧河面警情出现。

忧虑很快变成现实。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两淮降雨大增,黄河在江苏丰北段决口。朝廷以杨以增身任河督,未能先期预防为由,摘去他的项上顶戴,并交吏部议处。虽然仕途受挫,但杨以增并未气馁懈怠。他亲执畚锸,带领河工,挖土培堤,抢修堤坝。因为堵口工程浩大,他和两江总督陆建瀛,甚至“风雪除夕夜暮宿河上”。

形势变得愈发艰难。咸丰元年,洪秀全起义于广西金田,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军先期以流动作战为主,后顺江而下进攻两湖、江浙,长江局势岌岌可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都被抽调到前线作战,治河重担全部落在了杨以增一人肩上。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他四处筹划,终于在咸丰二年将决口合龙。

“每至心力交瘁,彻夜无眠”

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廷极为震动。面对太平军即将进行的北伐,南河总督所驻的淮安清江浦,成了防御其北上的重镇。杨以增也要在治河外,承担起督防江北的责任。他“征兵募勇,勤加训练,信赏必罚”,训练了一支精锐之师。桐城派散文大家梅曾亮说:“清江浦南边的江宁、镇江、瓜州,西北的庐州,北面的河南,烽火相望不绝,百姓流离于道。唯有这里百姓安乐如初,商贾贩卖如常,这都是杨以增苦心谋划的成果。”

咸丰四年,杨以增又兼理起盐务。两淮盐区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负责全国多地的食盐供应。自太平军攻占南京后,食盐生产陷入困境。朝廷令杨以增设法破解难题,以保障庐州、扬州两大军营的食盐和军饷供应。他劳心劳力,事必躬亲,保障了驻地清军的物资供应。

经过杨以增苦心擘画,糜烂的形势、混乱的时局终于稍稍安定。

但在功绩的背后,是杨以增难以言说的艰难。他自叙道:“三年来筹饷之难,办事之苦,每至心力交瘁,彻夜无眠。”

第二年的惊天巨变,让杨以增备受煎熬,以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病故于南河总督任上。

“公之心神亦自此伤矣”

咸丰五年,是杨以增担任南河总督的第八年。但对他和清廷来说,这一年绝不是一个好年头。

起初,杨以增是带着喜悦迎接新年到来的。咸丰元年的黄河决口,经过他奋力堵复,已经顺利合龙。他之前被摘去的顶戴花翎,也被清廷赏还,并赏加三级。年初,他接到了咸丰帝的嘉奖,还有皇帝御笔亲书的“福”字一方。杨以增在谢恩奏折中说:“臣甫届七旬,身体素健,方以为犬马之劳堪以长效。”咸丰帝对他任劳任怨的态度,非常赞赏,褒奖他“能克勤克敬,亿万生灵蒙福”。

但杨以增毕竟年届七旬,又因时局艰危,连年辛劳,耗散了大量心血,身体状况其实大不如前。梅曾亮寄宿南河总督衙门,目睹杨氏为政务操劳过度,深有感触地说:“南河安定,岂非公心力之为之欤?而公之心神亦自此伤矣!”

同年的六月十八日,黄河在东河总督管辖下的河南铜瓦厢决口。这是黄河史无前例的一次大决口,河南、安徽、山东尽成泽国,河道也摇摆北上,经山东大清河入海。咸丰帝在上谕中称:“杨以增熟谙河务,于古今治河源流谅能通晓。如有所见,不妨据实敷陈,以备采择。”危难之际,皇帝还是将治河的希望寄托在杨以增身上。

但在这时,杨以增已经罹患泄泻,身体亮起红灯。刚开始,他只是当作寻常的小疾,“延医诊视,以为是过度思虑伤及脾胃,投以安神培元的药剂,却没有多大疗效”。因为公务繁杂,他始终难以安心静养,“凡是河务军务,仍要带病勉力经理”。患病期间,他先后上奏折十八件,皆是关乎河务、防务、民生的大事。

杨以增的病情不断加剧,日甚一日。他每日腹泻次数频繁,饮食又不断减少,无论如何服药,都没有任何起色。杨以增似乎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命人将南河总督衙门的库存钱钞封存,委托淮海道梁佐中代办河督事务,还将自己的遗折转交两江总督代为上奏咸丰帝。

杨以增去世时,好友梅曾亮、高均儒在旁陪伴。梅曾亮回忆说:“杨公仍以决口未堵复而悼叹不已,临终仍在不停筹划此事。”

杨以增的离世,令梅曾亮痛苦万分,他“抚尸恸……哽咽不能语”。他用尽最后的气力,为杨以增写下《家传》,以为纪念。二十几日后,梅曾亮也撒手人寰。两人友谊之深,可见一斑。

杨以增“守身如金城汤池,粟私不可攻至。与人接务,恢恢乎如河岳之无涯量”。他待人以诚,任人以专,从未以私责人,深受河署官员爱戴。去世后,河员公推梁佐中来主持丧事。

两江总督收到杨以增的遗折后,立刻代他转交,并上《南河总督杨以增因病出缺请照军营病故例议恤折》。他在奏折中,褒奖杨以增“心术醇正,操守清廉,历练老成,明达政体。自咸丰三年至今,总理江北的团练防御,会办两淮的盐务,可谓殚心竭虑,夙夜精勤”。他感叹杨以增因积劳病故,“清廉如旧,四壁萧然”,应该按照军营病故的旧例来抚恤。

咸丰帝对杨以增病故深为悼惜,颁谕道:“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督办河务军务,不辞辛劳,事事妥善。闻听猝然离世,甚为哀悼。”他赐杨以增谥号“端勤”,照军营病故旧例抚恤。

咸丰七年,山东巡抚提请将杨以增入祀乡贤祠。咸丰九年,陕西巡抚提请入祀通省名宦祠。同年,两江总督提请入祀淮安清河名宦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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