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

作者：八

梁鸿 著

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逐渐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来看，梁家几门共有54户。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150户左右，共640多口人。

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有两家完全离开了村庄，搬到了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地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应该也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留在家里。还有八九户，就在土地里讨生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也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们经常被大家忽略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去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据说有一段时间他们还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去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人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接合部卖菜等等。大家出外打工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在外打工的梁家人有320余人，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现在已经人到中年，40多岁将近50岁的样子，有些人又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间或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还有一些仍然在外面打工，但显然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几年。有些人不想回来，但身体已经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有一个亲戚，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他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蹬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家。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总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他只是一个蹬三轮的。这几年年龄大了，干活渐少，住在了西安的儿子那里。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就离开了村庄，如小名叫“坏蛋儿”的村长弟弟，当年，他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现在他在内蒙古开了一家校油泵厂，因为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古买了房子，将两个孩子也接了出去，已经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侄儿工钱。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在同一个城市也开了一家校油泵厂。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30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会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做商品批发。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他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只开了一年，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把打工几年赚的钱全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打工。

有30多个少年在镇上读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小学读书，爷爷奶奶照顾起居，每天接送。村庄的老人有百余人，基本上都在50岁以上，在家种地、养孙子，还有的在镇上做点零活，在本地建筑队当小工，或在村里石灰砖厂干活。“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他们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同吃同住。如果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他们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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