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蓉：对曲艺还有话说……

□孙立生

2010年11月的山东，冷得出奇。自入冬以来，老天虽不曾落下过一片雪花，然而，我和身边很多人的心境却如同“雪上加霜”――― 10日凌晨，66岁的山东快书传承大师孙镇业先生离我们而去；仅仅两天后的12日下午，您――― 青岛年届四十的优秀曲艺家陶蓉亦告别人世……

当下，早已立春，室外的温度已让人脱去了棉衣。此刻的我，坐在桌案前却依然需要空调热风的支撑。即使如此，我的心依然战栗不止。自镇业先生故去到他告别仪式的举行，我一直陪伴左右；可当您走后，您的恩师、亲属、朋友亦曾邀我去青岛送您一程，却被我直言回绝，其理由非常之“白话”：我本人亦非健康之人，我害怕心灵承受不住如此连续打击。有人看到孙镇业先生故去，电视媒体采访我痛哭的镜头后说，看起来你与孙先生感情不一般，你这主席竟动了真感情。我曾撰文以诠释：我更多的是哭自己，倘若山东曲艺的“张、关、赵”都不在了，我这“刘备”的存在又有多少价值与意义可言呢？！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才观”，您的死，同样让我撕心裂肺。我之痛并非仅仅缘于怜惜您40岁风华正茂的年纪，而是惺惺相惜。您我毕竟是曲艺圈里难得的同路人啊！所谓“难得”，并非自命不凡，是指曲艺并没有赐予我们多少名利，但热爱却让我们对她情有独钟，矢志不移。

我判断并认准您的依据是四个字：同声相求。记忆中，您凡阅读我的文章或出席我演讲的会议之后，总是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表示理解、支持、认同。所以感觉与您很近，是因为这些表达和司空见惯的“夸奖”不同，它让我觉得您是一位可以读懂我，且可以彼此信任的“战友”。本来我有过设想，就“曲艺”的一些问题，与您等志同道合的中青年曲艺家做深入交流，只是不曾想苍天竟然连一次与您交谈的机会亦不曾馈赠于我。

在您离去之后的这段日子里，我一直想借用文字寄托我的哀思，时常为没能够与您生前畅谈曲艺而悔恨不已。有一天，我竟在梦中与您相遇了。不可思议的是，梦中的我只是一个听众，而活着不善言谈的您却忽然变得“唇枪舌剑”起来。梦醒之后，我唯恐把这些关于曲艺的“生命悟语”丢失，踉踉跄跄地奔到电脑前，不顾一切地追赶着记忆，用键盘敲出了以下文字：

陶蓉让我告诉曲艺，一定学会说“累”。陶蓉说，近些年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医生反复叮咛我必须休息、调养，但，从小做啥事都“不服输”的我，却从来“不会说累”。所以才想提醒曲艺，千万不能忽略或轻视自身素养之状况而玩命去透支。有人说，今天的相声不景气，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上世纪80年代“火过了”――― 相声累出了毛病。我想，这话似乎不无道理，积累与付出之间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每个人与每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原理有些是相通的，“有限创造无限”亦是相对的，只有不断地充实、增强自身的健康指标，才能始终呈现一种生命的活力，得以实现可持续之发展。否则，便容易出现人们看今天某些大腕儿演出小品时的感觉，即使依然在笑，但总觉得“笑声”不如以往那么“年轻”――― 观众对其明天总是提心吊胆，失去了期待与憧憬。

陶蓉让我告诉曲艺，一定学会说“小”。陶蓉说，不会说“累”的理由非常简单，即源自想成大事，想当“大家”的愿望。本来，这种追求不仅无可指责，且崇高美好。而这些年，正是在它的召唤下，我顶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乃至痛苦，才能够撇家舍业追随冯巩先生到中戏大专班学习、深造了两年；才能够得到高派山东快书名家高景佐先生的认可，成为他麾下唯一的女性门徒；才能够引起中国曲协主席、评书名家刘兰芳先生的关注，最终成为她的入室弟子……然而，人与人的基因、天分、素养等是有很大差异的，忽略了对这种“差异”的认识，忽视了对自身条件、能力等因素的自觉，便容易劳而无功，适得其反。诗人歌德说过一句话，作品的价值大小，要看它所唤起热情的浓薄。由此产生联想，曲艺家作为的大小，做事态度、过程、方法、积累等，固然非常非常之重要，但其最本质、最永恒的价值，却唯有依赖其作品对观众的影响力、感召力的大小去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时健康、科学的态度不是向“大”扩张，而是对“小”坚守。像侯宝林、马三立、马季等名实相符的大师，他们一辈子除了说相声，还是说相声，但因为他们的相声始终死不了，所以他们至今亦依然活着。

陶蓉让我告诉曲艺，一定学会说“慢”。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不我待”的感觉愈来愈强烈，因为强烈便常常对自己强迫，想慢都慢不下来了。“生命在于运动”，肯定不是说“跑得快，必健康”，而是指“运动是生命存在与健康的证明”，即“行得远”“走得长”才是笑到最后的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然不属于成功者。由此才想告诫曲艺，面对所谓“不火爆”的现状，切忌急功近利，务要脚踏实地，从长计议。看到曲艺行当这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人像我一样，为了早日成才迫不及待地拜在名家麾下，不由想起美学家李泽厚对自己走过弯路的总结：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想，赢得时间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健康活着。艺术，像“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韧劲与耐力，是艺术家步入成功需要的基本素养。能够慢下来，乃至优哉游哉地活着有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事物之发展都是曲线向前的，即使农民种庄稼也有“大年”“小年”之说。理性看待与把握现实，发现并服从适合于“我”健康成长的客观规律，这才符合曲艺的科学发展观。否则，拔苗助长，后果则不堪设想。

陶蓉让我告诉曲艺，一定学会说“不”。陶蓉说，在生命最后的日子，我担任团里新创作的剧中的场记，这个工作对我其实并不适合，因为它不仅需要认真与心细，更需要自始至终“靠”在岗位上。这对其他同志来说轻而易举，可让身体有恙的我却颇感力不从心。回到家身体便像烂泥一般瘫在床上，那一天坐在马桶上竟然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了。妈妈心疼地说，孩子，别硬撑了，给领导说你身体不行……可最终呢，我用一个“不可能”拒绝了妈妈让我说的“不”―――样样都不想落于人后的我似乎已经不会说这个字了。当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的一刹那，我忽然醒悟到，人不是神啊―――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行才能有所行。我为什么就不会说声“不”呢？！想想吧，即使有“文艺轻骑兵”之美誉的曲艺又能怎样？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可能“所向披靡”、“势不可挡”。每逢在报端获悉曲艺“四面开花”、“遍地舞台”的消息，欣喜之余便稍有担心，因为只有对自己的“长与短”、“强与弱”，即“可能与不可能”、“行与不行”等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方向清，路子正，走得远。生活中敢于痛痛快快地说“我不行”的人，大多活得清醒且自信。唉，但愿以我的年轻生命为代价，让世间更多的人活出明白：会说与不会说这一个“不”字，有时生死攸关而不可小觑……

梦里的陶蓉滔滔不绝，给我说了许多许多。想，这其中有些源自她对曲艺一生的真诚和热爱；有些则缘于我本人对她的思念，及其因她的早逝引发的对曲艺生存状况的思考。思念陶蓉与思考曲艺，我的“审美”始终是统一的――― 在眼睛普遍仰望星空的时候，切莫忽略对大地的关注。只有像陶蓉这样的名气不大、默默无闻、甘心做一块铺路石子的基层优秀演员走进视野，只有对事业发展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深入思考，中国曲艺艺术才会脚踏实地、与时俱进。

(作者系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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