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不能忘却淄博华工

位于巴黎12区克雷蒂安·德·特鲁瓦耶街16号的华工纪念牌

在巴黎13区的BAUDRICOURT花园竖立的华工纪念碑

华工在扛炮弹

华工用自带或自制的工具干活

法国北部某兵工厂内的华工

□本报记者宓家峰苏向阳

一战华工纪念牌

法国巴黎世乒赛期间,记者入住PINKHOTEL酒店,酒店前台有三位值班负责人,其中一位叫罗玟兰,喜欢中文。一次谈话中,她告诉记者,在酒店北边的里昂火车站附近有一块中文的纪念牌,是这个区为数不多的能看到中国字的物品。

5月15日,记者从酒店步行10多分钟,来到这个位于克雷蒂安·德·特鲁瓦耶街16号地方,这里曾经是华人聚居区的的夏隆街,只是由于此地整体改建,旧屋拆除,夏隆街已荡然无存,现在的纪念牌安置在法国国家铁路公司高速铁路(SNCF-TGV)调控中心办公大楼的外墙上。这块长约0.8米,宽约0.5米的铜牌看上去已经有些斑驳,铜牌上用红色的中文和黑色的法文镌刻着:“公元1916年至1918年,有14万华工曾经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其中有三千人定居巴黎,并在巴黎里昂火车站周围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区。”

一战,这场被尘封近已久的历史,与我们相隔近百年；一战,曾有14万华工参与抗战,其中就有3000名淄博人,为一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英国人提议征召华工

“爆发于1914年,结束于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战,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卷入其中。战争之初,德军由于准备充分,攻势凶猛,而且使用毒气,杀伤力大,双方损失惨重。就在这个情况下,缺少兵源的英法将目光盯上了中国。”5月27日,一战淄博华工后裔李俊卿对记者说。

李俊卿是周村区医院副主任医师、中国农工民主党周村基层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他的祖父就是当年赴欧参战华工之一。多年来,李俊卿奔波在搜集整理周村、博山等邻近地区一战华工资料的艰辛道路上,为那些早已埋没人间多年的一战华工,留下了一道令人感慨万千的人生剪影。

据李俊卿介绍,一战华工赴欧参战的年龄,大多在20岁上下,最大的有50岁,最小的是17岁,以首批华工1916年离开故乡来比对,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应该出生在1900年左右,所以,即使在十几年前,李俊卿开始搜集华工资料时,也已经找不到存世的华工了。在周村,20世纪70年代尚有几位存活的一战华工,大多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而限于当时的条件,相关资料无人顾及,等到20年后,人们逐渐关注一战华工,尤其是周村邻近地区华工资料的时候,当事人都已经故去,只能从其后人的追述中找到一星半点的模糊回忆了。而根据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周村邻近地区一战华工大部分人没有结婚成家,比例大概达到80%以上,以周村区彭家庄为例,当年,该村有6人作为一战华工赴法,3年后,6人回到故乡,仅有一人成家,其余5人都是一辈子未曾结婚,孤单地走完了自己凄凉的一生。他们中最晚的在20世纪60年代离开了人世。

周村一战华工来自邻近地区的农村,以目前的地理区划包括周村、邹平、淄川、张店、博山、临淄、高青等地。在1915年以后的三四年间,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华工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去艰难讨生活。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国人开出的优厚条件自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但当时周村及其邻近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也是逼迫具有浓重乡土观念的中国农民不得不抛家舍业的重要诱因。同时,华工本人的家境和脾气秉性也成为其赴欧参战的重要基础。虽然周村在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商埠,但目前搜集的资料显示,华工中几乎没有出身商贾的,农村中家境稍显富裕的乡绅阶层也极少有人参与,华工中的大部分是农村靠给人打短工过活的农民,也有很少一部分有技术的工人或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

应召赴欧的华工大部分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确定人选之前,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体检,总之,可以用“身强力壮”来形容这些从周村火车站开始远渡重洋赴欧参战的华工们的。

一战期间山东是德国人的地盘,此刻德国人在欧洲战场上和英国人、法国人打得不可开交。在欧洲战场上,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一方在德国的步步紧逼下损失惨重,仅仅1916年7月发生的索姆河之战,英军伤亡就达40万人。随着战争的演进,协约国一方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危机。当协约国兵员锐减、劳力奇缺,难以为继之时,英国一位军官提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

为让更多的欧洲人从工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走向前线参战,英国和法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中国廉价又丰富的人力资源,希望中国人可以作为工人前往欧洲支援协约国一方的作战。于是,在德国人无暇顾及的远东地盘上,一场大规模的劳工招募运动悄悄拉开。

青岛离港奔向战场

由于北洋政府不愿意得罪德国人,这些招募计划一开始都是半官方的,但是在1917年中国宣布参战后,开始转由中国政府劳工部组织劳工输出。从1916年5月输出第一批劳工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11月,相继有14万华工远涉重洋,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开始了他们曲折艰辛的劳工经历,其中大部分是山东人,不少人来自周村、淄川、博山及其邻近地区。

现在能搜集到的资料显示,英国1915年开始委托各地传教士代理招募华工,传教士潘亨利往返于周村与邹平之间,路经展家店桥(今邹平境内),与李俊卿的祖父李景真结交为友。

当时招募华工开出的待遇在人们眼中是非常丰厚的,华工工资分两地支付,在欧洲交付本人,其余在国内按月交付家属,并且是支付银元,所以报名参加的很多,合同3年到期。

1915年腊月初八这天凌晨,近千名华工们齐集周村火车站,华工亲属们拖家带口地一路哭泣着将亲人送到火车站。到达青岛后,招募方进行体格检查,将不符要求的华工遣回。剩下的华工400人编成一大排,天天列队操练。李俊卿说:“我爷爷以前给我讲了好多遍他们离开青岛时的情景,整个港口燃放着鞭炮欢送,而劳工们肃立甲板致谢。”

在路途中由于经常有敌方潜艇出现,他们便绕航南非好望角,但华工们仍然伤亡惨重,历时七十六天抵达法国,并立即被投入到索姆河战役中。在这里华工重新编队体检,五百人为一大队,相当于一营,李景真任五十队的总工头,当时前线的人经常挨饿,华工工头只好耐心解释,一次饿极了,李景真领人到野地剥食兰花豆。

华工通信免贴邮票,但寄前须经检查,只准谈家常,有关军事机密不准写一字,并受严格军法管制,轻者受罚,重者判刑,战后遣返时,有些华工仍在服刑。

初上前线,华工们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汉子们,看到飞机都好奇地看,但没过多久大家都学会了卧倒避弹,没有人愿意魂飞异国。那时候华工昼夜挖战壕。他们住在低矮的棚户中,吃粗糙的饭,下矿井、搞冶炼、清理马场、收集阵亡者尸体、排除地雷,甚至直接上前线,把青春和鲜血都献给了法兰西这片土地。

两万华工魂断海外

1918年9月至11月,土、保、奥、德等国先后战败投降,大战以同盟国集团的失败告终。中国劳工为中国争得了战胜国地位。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劳工中有2万人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他们有的葬身于炮火之中,或被地雷炸死,有的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或1918年流行整个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客死他乡的中国劳工大部分安葬在法国墓地中,每个人的墓碑上都刻有中文的铭文。这些墓碑见证了他们默默无闻的牺牲和一段曾经一度被忽略的记忆。

其实,有良知的中国人,从未忘记一战华工对祖国做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我的1919》中就曾写下这样的句子: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者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战争期间,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就达14万,他们遍布战场的个个角落,他们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在流血,在牺牲。他们大多来自山东省,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换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宁!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讨论中国山东省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中国基本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亚洲将有无数的灵魂哭泣,世界不会得到安宁!”

一战华工赴欧参战,是近现代中国在贫困落后状态下试图走上世界舞台的一次规模庞大的艰难尝试,是14万华工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荣誉,可是羸弱的国力使中国无法避免任人宰割的命运。巴黎和会的一份历史文献图表显示,当时,日本代表团5名代表有5个座位,在日本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代表团5名代表只有2个座位,3人只能站着,反映出中国当时受到西方列强的蔑视。

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最终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紧随华工的中国知识分子赴欧勤工俭学,更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铺垫了基础,把一战华工赴欧参战放到这样的历史坐标上来衡量,也许是对他们最好的慰藉。

一战已离我们远去,但华工在一战中的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人们的尊敬。

1998年,法国政府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专门在巴黎13区的BAUDRICOURT花园竖立一块高约1.5米、宽约0.8米、厚0.3米,重达两吨的纪念碑。

2013年巴黎世乒赛期间,记者慕名前往,几位华裔老太太告诉记者,这个巴黎13区里就住着一些华工后裔。每年清明节前后,还有许多山东籍的华工后裔来这里祭拜。谢过老奶奶,记者走上前去抚摸这块纪念牌,思绪万千。凭吊这些先人,记者想,他们的贡献不单单是用几个字就能概括的。也许,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评价最有代表性——法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在一战中牺牲的华工,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法国的领土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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