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买202万假货　赚了400多万

42岁,山东青岛人。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1995年,戴上墨镜的王海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这20年,王海本人和中国的打假维权境况都遭遇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争议和尴尬,祛除很多人固有印象中非黑即白的底色,我们试图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王海和职业打假人。他不再站在舞台的中心。

打假人王海的光环被一个群体所取代。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鱼龙混杂”,王海说黑社会、大学生、律师等等谁都可以加入。

他厌倦了别人给他戴的各种帽子。王海更愿意用交易和成本论来描述自己的打假生涯。最多的一次打假赚过几百万,是一笔好交易。

他给自己定了30万的打假起步价,他说公司成本很高。他说,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

“王老板”巨款买假货

王海没有看央视3·15晚会。3月15日晚9点,他正准备登上开往天津的动车。天津打假分公司和物业公司的生意需要他打理。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王老板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占到整个业务的1/3多。

他的打假团队共有30多人,去年业绩不错,王海说,一共打掉1100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他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一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这张卡是专门用来买假货的。”手机里显示,去年买假货共消费1444笔,消费额2025199.85元。“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

他赚钱的方式是索赔,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全部。近日,他曾对媒体公开,“去年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有些钱还在赔付的路上。王海说,去年,他在长春买了40多万“问题(进口)牛肉”,计划索赔400万。“今年想再买1000万假货。”去年《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

喜欢调查有实力企业

和假货打了20年交道,王海越来越精明。他把公司业务重点放在打击大企业上,“打大老虎,这是顺应时代”。他曾发文质疑耐克的双重标准,一个月后,北京市工商局针对耐克的“双重标准”开出罚单,487万元。但“打虎”行动并不是每次都成功。据记者不完全统计,1996年至2011年,仅媒体公布的信息,王海就有11起案子败诉。其中面对的不乏中国移动、可口可乐、广州宝洁等企业。

电商的发展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最近几年王海逐渐让公司加强电商平台的打假比重。去年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中,1/3来自电商。电商,他同样喜欢调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他善于用数据去筛选和定位。比如面膜,王海让工作人员先在网上海选面膜。通过数据对比,淘汰年销售额低于3000万的。剩下的,统计是否在电视或网络上打超过十次广告,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锁定之后,重点打击。

王海打假也在衡量成本与收益。他慢慢变得温和,越来越愿意和政府合作。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他觉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样,愿意参与政府的活动和研讨会。

以前的王海,脾气冲,他的“假想敌”不光是假货和造假企业,还有一些政府部门。有一次在成都,王海举报一种假药,无论怎么说,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受理。王海指着人家鼻子骂,还要动手打。当时他想的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批评权”,“作为了,要给我你作为的依据。不作为,也要给我依据。”“后来把领导给闹来了,当时就受理了。”说到这儿,王海还强调,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气。他把这些称为过去:“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人。”

现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儿,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谈。聚会时,喝二三两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3月11日,谈到现在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时,王海放缓了语速:“从对抗到合作,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

有意退出舞台中央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想当年,王海现象,那是不得了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武高汉回忆,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不参与报道的。

“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有时候点到为止。”“你敢说第一个出名的,就一定是最优秀的?”刘咏反问。

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他坚持在微博、博客里发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进程,截至3月16日19时40分,他的微博粉丝共64051人,连“中V”都很难算上；3月12日,他在博客里连续发布四条关于“厂商制造不合格汽车,申请召回”的信息,发出48小时,累积评论数为“1”。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公司的位置,即便是记者找到王海的公司,员工也会下逐客令,“没有王总同意,我们不便接受采访”。

“打假起步价”30万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王海,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如果同行业间,A企业掏钱让你去打B企业,你愿意充当这个枪手?”“当然,这是行业自律,只要它(这件事)有正当性。”王海说。但正当性不代表正义,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他觉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对于不赚钱的活儿,王海提不起兴趣,“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没必要接。”拿到高额赔偿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损的企业可能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拿到了赔偿,就放纵了假货?”

“我可以告诉其他职业打假人继续去打嘛,获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我不赚钱,哪来的钱去打假?与我们这些职业打假人相比,假货和欺诈对消费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说。

死亡事件后的风险管理

打假二十年,王海小心翼翼。他说自己从未被打过。有人、有企业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风险管理系统。

一个死亡事件,让王海经常把规避风险几个字提在口头上。死者叫黄立荣,是位律师。他生前受雇于一家商务顾问公司,这也是家打假公司。2003年12月13日下午,黄立荣坐在车里,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对紫禁城国医馆监视拍照,被对方发现,几个人冲过来抄起钢管、扫把和木板,暴打黄立荣。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黄立荣被白布包裹,由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载着,弃于北京医院附近的街头。黄立荣是北京首位在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民间调查员。

“如果因为打假失去生命,那事业也就没有价值。”王海说,当时公司有200多名调查员,那件事之后,他把人员精减到30多人。他还制定检查清单和执行任务的风险防范清单,要求调查员保持通讯畅通,“如果卧底时被识破,要学会怎么避险。”有时卧底调查,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调查员之间都互不认识,各司其职,执行同一个案件时,不容易暴露。”

他对自己也保护有加。墨镜,就是跟了他20年的“护身符”。央视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对面》时,让他摘掉,他不摘。“这是风险管理。”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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