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爷的故事

王新凯

2014年3月26日,日本新泻地方法院作出一项历史性判决:中国二战劳工索赔案胜诉,日本政府和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向王成伟等11名在二战期间被绑架到日本服苦役的中国劳工赔偿8800万日元(约合83万美元)。

新泻地方法院的判决,使日本政府感到非常意外。日本外务省随即发表声明称这一判决很“严重”。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发言人则声明称,法院做出了“并不恰当的决定”,“我们将和律师对判决内容进行研究,决定是否提出上诉。”

尽管判决赔偿何日何时能够兑现还很难说,但由日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历史责任,这在对日劳工诉讼中尚属首次。而判决书中提及的王成伟老人,就是我爷爷的叔兄弟,在本家尊称他伟爷。

伟爷比我爷爷小十一岁,出生在泰莱平原汶河岸边一个小乡村。两人都是家中的独苗,感情甚笃,亲如兄弟。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我的家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

1944年9月,伟爷已经17岁,刚刚结婚7个月,便被日军强行抓捕,和同村21岁的王凤山、19岁的王凤桐一道,连同另外300余名中国青壮年,在青岛被押上货船运往日本。

货船到达新泻县港运码头时,天下着雪,积雪没膝,寒风刺骨。劳工们衣不蔽体,饥肠辘辘,头上顶着破麻袋,光着脚板缠上几须稻草,一下船就被强迫着打扫积雪,劳工们冻得嘴唇青紫,一些体质虚弱者踉跄着倒地而亡。

伟爷和众多中国劳工一道,被逼迫着在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把日军从中国劫掠的煤炭、大豆等物资卸下船,然后再装上火车运往日本各地。劳工们一天要干十六个小时以上,20多人挤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全都打地铺,每顿饭每人只有一个橡子面掺稻糠的窝头,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由于长期肌饿,营养不良,导致一些劳工患病而死。王凤桐和王凤山两兄弟先后在1945年4月和7月病亡。

据伟爷回忆,在被逼劳役时,稍有懈怠,日本工头的棍棒便会重重落下。有的劳工不堪折磨,不忍屈辱,选择了自杀,也有的冒险逃跑,被抓回当众处决。有一次,伟爷在船上卸煤时,被吊车一下打进海里,右大腿根划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日本工头根本不送医院救治,大腿根上留下了巴掌大的一块伤痕。伟爷被抓捕到日本服劳役13个月零13天,过的是地狱般的日子,以致日后时常恶梦连连。

在伟爷被抓走的日子里,家里再没了欢乐和笑脸,四下打听,到处寻找,渺无踪迹,音讯全无。伟祖奶望眼欲穿,眼睛都哭瞎了。伟奶有孕在身,新郎下落不明,当时的心情绝望至极。我爷爷利用行医便利条件,到处打探消息,传闻都是一个个噩耗。有的说去日军当了炮灰,有的说去了东北大森林伐木,也有的说是去了日本,还有的说在押送过程中逃跑被日本鬼子枪杀了。

就在全家人不再抱啥指望的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爷在10月份和部分劳工被解救回国。伟爷记忆力很好,被掳至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服劳役的中国劳工有901人,日本政府公布的死亡数字为159人,但伟爷当时在船上数了一下,回来的只有500人左右。一同被掳去新泻的10名莱芜籍同乡,有4人死在日本,1人死在当时回国的船上。

伟爷两手空空,带着本村王凤山、王凤桐两兄弟的骨灰,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家乡。伟祖奶看到骨瘦如柴,只有七十多斤的儿子,怎么也不相信还能相见,全家人抱头痛哭。伟爷虽然受了不少苦,但能活着回来已属万幸了。伟爷在家人调养下,一年多才恢复了元气,在日本超负荷劳役落下的腰椎痛疼一直伴随到他终生。

时光进入1999年8月31日,中国受害劳工、长沙市民张文彬,在新泻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日本国家和加害企业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中方辩护律师专程到伟爷家了解情况。伟爷和新泰市谷里镇立庄村村民、大他9岁的范明增,以及当时还健在的滕州市市民刘凤格,加上河南、辽宁籍11名二战中国劳工,一同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和经济损失。辩护律师第一次见到记忆好、能建谈的老人非常高兴,在伟爷的协助下,相继走访了曾到日本新泻的莱芜籍仍健在劳工和已去世劳工的亲属,通过采访、谈话、录音、录相等方式,取得了有力的证言证据。2002年10月初,伟爷前往日本法院出庭,客观讲述了当时被绑架到日本受奴役的苦难经历,使这场历时数年的“马拉松诉讼”终于峰回路转。

2004年3月23日,已经七十八岁的伟爷,再次前往日本新泻法院出庭。日本媒体来了很多记者,“支援会”的群体也赶过来,日本各地律师团也来了人。地方法院宣判法庭很小,旁听席只有48个座位,当时有100多人要求旁听,要求旁听的人只好抽签,一多半人没能进入旁听,一直站在法庭门口等待结果。到下午一点半左右,伟爷面对法庭康概陈词,他说道:“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当年日本新泻港,遭遇几十年来罕见的严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九百多中国劳工光着脚,衣服很单薄,干很繁重的劳动极不人道,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伟爷对日本法官提出的问题,一一对答如流。日本诉讼案律师团要求现场勘验,法官接受了。到了码头,日本法官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记忆力这么好,对当年新泻港码头的描述没有一点差错。日本法官不得不感叹地说这哪里是在现场勘验,这是原告又一次的证言陈述。在伟爷陈述后,新泻地方法院审判长片野悟好在宣布判决时说,将劳工绑架到日本做苦役本身就是“日本政府和企业策划并实施的不法行为”。此外,这些中国劳工被绑架到日本新泻后,被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工作,而日本政府和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没有为这些劳工提供必要的安全条件,所以必须向每位中国劳工支付800万日元(约合7.55万美元)赔偿费。新泻当天出版的报纸,把这条新闻用很大的字号登了出来。

得知日本政府和企业对地方法院判决阻挠拖延的态度,伟爷不顾劳累,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赶赴东京,在5天时间里,他先后到日本外务省、日中友好协会、参议院、众议院、朝日新闻社等站台宣讲。伟爷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新泻地方法院的判决基本上还算公正。伟爷高调疾呼:“新泻一案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日本政府和企业如果有意阻挠拖延,我们也决不含糊,我死了还有儿子和孙子,子子孙孙也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一定要讨个说法,一定要伸张正义。”

伟爷五年之内两次去日本出庭作证,尽管至今还没有得到经济赔偿,但他仍是一个胜诉者。我每次回家探亲看望伟爷,都鼓励他要坚强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伟爷很乐观地说:“日本政府不愿意正视和承认历史事实。对日诉讼虽已经见到了曙光,但这条路仍很艰难而漫长。我一定等,实在等不了,还有你们!”

二○一一年二月二日,伟爷带着人生的执著和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五岁。

今年八月十五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谨以此文献给抗日战争牺牲的英烈!献给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献给那些健在和过世的二战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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