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青早先地处偏远沉寂的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现如今已成了

□韩青

早先地处偏远沉寂的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现如今已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景因人显,为数不少的人来此旅游,不仅为观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探寻、缅怀一个人,那就是作家沈从文。

我嫂子是长沙人,于耄耋之年,还念念不忘去一趟千里之外的凤凰县城,拜瞻沈从文故居,以补阙自己久埋入心底的夙愿。尽管她大学四年学的是生物学,但她热爱文学,读过沈从文《边城》、《湘西夜记》、《长河》等,这些如诗似画的文字,以及湘水两岸人家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已刻入她记忆的深处。是身边的文学,陪伴她走在人生路上。

不可否认,沈从文的著作已达到跻身中国文学巨匠的水准。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人名单中,只可惜在最后定获奖作者时,他已离世。按章程规定,死者是不在其列。这位20年代起就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杂文家鲁迅、散文家周作人齐名。他尤以小说创作著称于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左翼文化人的批评,给了他思想致命的一击。他对具有政治背景的批判恐惧心理很重,“不毁也会疯去”。《读书》杂志上刊载陈徒手长文《午门下的沈从文》,使我们得知他停笔的真正原因。文章写道:“沈从文先生从新中国成立后,就进了历史博物馆,1949年成了沈从文的生死线。其重要原因,1949年发表的那篇《论反动文艺》,触及了他。这位大才子从此从文坛中隐去,并陷于无言的痛苦中。”从陈文引述沈从文在1951年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让我们读到:“我在这里上班下班,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六点共十一上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症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通说不上……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的墙头上,看暮色四合的风景……明白了我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陈徒手先生在文章收尾时,摘引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去看望沈从文的感伤之情:“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沈老和一些大师级的作家一样,把文学的辉煌刻在了50年代之前——这到底是沈老个人不幸?还是历史之殇?

在历史博物馆,他用20年艰苦的探索,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此书出版不久,他应邀去湖北荆州考察战国楚墓出土的一棺丝织物,面对这批战国楚地瑰宝,这位八旬老人弯下腰,下跪叩拜,流下他赤子的热泪。在之前,很少见他在公众场合流泪,是心中暗河的涌动,一朝喷涌而出,从此他便像一个爱哭的孩子,心中再也容不下那些不公的委曲和苦痛。“文革”时,他孙女在校受欺辱时,他落泪；他的学生穆旦英年早逝,他泪如泉涌；闻老友夏鼐去世,他涕泪滂沱；面对记者采访“文革”受到非人的遭遇时,他再也掩饰不住自我,号啕大哭；暮年观自己年青时的碑文书法,会一个人悄悄地落泪；他在去世前一年,与外国作家谈及自己早年小说英译本时,泪落不止。流泪是一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晚年的他,话语越来越少,泪却越来越多,像一口掏不干的泪泉。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控制自己的泪泉,使之不外流。譬如“文革”后,曾批判过他的作家张健,去他门上陪情道歉,沈从文见状,一下子心就软了,说那都是过去了的事,无所谓的……并留下他吃饭,边吃边聊,撇开“文革”话题,谈方方面面的文学,就像没事的样子。其实,沈老心中的刺痛是很深的,怎么能说“无所谓”呢?足见他对朋友慈悲之心,仁爱敦厚的秉性。

有人说沈从文前半生当作家,后半生作文物研究专家,一生勤奋,成绩斐然。这话不假,但我觉得假如他一直从事他热爱的文学创作事业,不去干服饰研究,他的文学创作会如日中天,引领世界的目光,关注他。自他走进故宫博物馆后,一般人都认为他从此与文学断绝,但从他此时大量信件来看,特别是他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仍是一个痴迷文学的苦恋者,文学在他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沈从文写“群生”的文学创作论,和“美”的艺术追求价值观,在新的评论价值体制下,他的作品被否定了。就像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巴人(建国后我国第一任驻印度大使),他的“文学即人学”论著受到批判一样,从此便销声匿迹。

50年代初,沈从文创作的一篇小说《老同志》,自我感觉还不错,却被各家文学刊物拒之门外,没能发表出来。这对他打击很大。因为他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尽管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写的却是芸芸众生小人物,像那些水兵、妓女、屠夫、小商贩等,都是一些出身低微的下层社会人物。可是,当时政策要求他去掉“个体化”,要写“大我”,融入时代颂歌的浪潮中,要写那些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站到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一时不知所措了。他1950年11月19日写毕的《老同志》,时隔年余,1952年1月5日,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又提到“我又把《老同志》抄一次,是第七回”,可见他对写作是有很大耐心和韧劲的,又说,“你可把文章看看,如觉得还好,就给什么刊物发表,让丁玲处理也成……”1952年8月,他给丁玲的信中说,“寄了篇文章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

为小说《老同志》能发表出来,早见天日,他近乎以哀求的口吻,“发小刊物上也可”,“不署他的名字也可”,即使这般,也始终没见作品发表。可想而知,他心中该多么沮丧和悲哀。

1957年8月沈从文去青岛休养期间,又创作了一篇批评知识分子打扑克的小说,寄给妻子张兆和。张兆和在回信中说:“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以反对打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打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还要考虑考虑。”张兆和这时是《人民文学》编辑,对文坛动向心知肚明,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所以她再三叮嘱其夫,“文章写不写还是次要问题,难得到海边休养,不要老关在屋子里,要注意身体,多睡些。”张兆和从保护沈从文安全立场出发,避免他再遭到攻击和伤害。但沈从文“个性化”独立写作思维方式,不入时的高论,不隐瞒自己与潮流相悖的观点,难以使他改变立场,此时的外界,对他的诋毁又不断消磨他的创作热情,他只能私下里对家人说说心里话、真心话,足见沈从文是一个没有弯弯绕的诚信之人,一个清爽之人,对人对事,有啥说啥,一个不藏不掖着的光明正大之人。

这使我想到青年时代沈从文于国立青岛大学教书与写作的生涯。1931年春天,经著名诗人徐志摩推荐,被著名作家杨振声校长聘任沈从文为中文系讲师。他教书之余,仍然醉心于创作。他说,“一到海边,就觉得心情舒适,每天只睡三个小时,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就连那篇享誉中外文坛的小说《边城》,也是酝酿于青岛,到外地之后写出的……”。

沈从文是一个惜时如命的人,业余时间,他既不打扑克,也不饮酒,只与书本结缘,容不得浪费点滴时间。他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八骏图》,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的形象。他们都喜欢把酒临风,聚首狂饮,可谓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30斤一坛的花雕酒搬到桌前,罄之而尽。薄暮入席,深夜散场,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像这样吆五喝六的,有些青年老师和学生甚为不满,背地里多有议论。沈从文以此为素材,写小说《八骏图》予以善意的讽喻和批评。他原本用意是让这些饮者警醒,要爱惜时间和身体,是一片好心。可他忘了他面对的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共事同仁,且这些人都是名人,据梁实秋说这“八骏”,指的是: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闻一多、梁实秋本人。

好心做错事,也是常有的。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小说人物不必对号入座,但《八骏图》中的人物情节,明眼人还是能辨认出你写的是“那一个”。譬如,杨振声校长,是他签名盖章,将你沈从文聘来任教,怎么好意思对他讽喻呢?倘若换一种方式,直接与之对话,提出建议,这样做效果会好得多。何况,山东蓬莱人杨振声,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作家,“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力派作家之一,鲁迅先生称他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代表作中篇小说《玉君》,被定为新文学运动早期重要作品,被鲁迅选入《新文学大系·小说集》。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出任第一任校长的杨振声,此前,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教授,他最过人之处,“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无可抗拒的力量”,闻一多、梁实秋就是被他聘任来的。自上海来青后,杨振声仅用“半日浏览、一席饮宴”(梁实秋语)便感觉到这位校长的人格魅力。沈从文若是把自己心中想法,说给杨振声听听,通情达理的一校之长,对办学有利的建议,是不会拒绝的。

但他的《八骏图》小说,让这“八骏”极为恼火。尤以闻一多,勃然大怒、与之断交。尽管小说中写的是物理系一位教授,可有好事者考证,这是披着物理系教授的外衣,实则写的是中文系的闻一多。小说中有这样的细节描写,说这位教授夫妻生活不如意,乡下妻子来青探望,又被他过早地送回湖北老家；而教授书桌上,是醒目的《五百家香艳诗》,墙上有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贴头痛膏……当时,沈从文正和江南才女张兆和处在热恋中,彼此诗文互答、鱼水和谐。相比之下,闻一多的乡间无甚文化的女人,就大为损色了。沈从文只是从写小说的效果着想,不顾及客观影响如何,足见他心直、笔无遮拦、惹事生非；但他确实是一个爽直的好人,不会巴结奉迎人。

1932年春,北大学生卞之琳去青岛,就住在沈从文的宿舍里。当时卞之琳发表了一些诗文,也翻译了一些外国名诗,他想出一本诗集,但出版社认为他名气不够,不予理会。要出书,只有自费。交谈中,沈从文得知此情后,便从抽屉里取出他需要的30块钱,卞之琳看到抽屉内两张盖着红印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几件贵重的物件典当了,刚刚拿回来30块钱,转手又给了卞之琳。他还把卞之琳介绍给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到其家中做客。临离别青岛时,沈从文又为其买了返京的火车票和食品……后来,卞之琳登上了文坛,成了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他不会忘记在青岛小住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是他在最困境难挨的时刻,有一双贵人的手温暖了他的心。

沈从文,这位上世纪20年代就蜚声中外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的人文立场、文学立场、不为权势背景所屈从,一生都在坚持一些根本性的创作原则,明确指出文学的本质所在,这很不简单。他恪守着自己的箴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1988年5月,86岁的沈从文走完他苦难而坎坷的一生,又回到他的原点湘西凤凰城。在听涛山上,他安歇的墓地,是他妻妹张充和书写的墓志铭:“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凤凰古城,因有了沈从文而幽远静美；流经古城的沱江水,因沈从文而名声远扬,城内石板路上,也因沈从文而来此探望的足迹,络绎不绝。我们目送着消逝在无声时光的那个远去的背景,是他身怀绝代才华,不待施展完了,就谢幕了,令人谓叹不已,久久地怀想。

沈从文和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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