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为何热衷琅琊巡

秦琅琊台地图(选自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琅琊台发现的秦代夯土台秦琅琊台石刻拓片□许衍刚陈中华

琅琊台,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原胶南境内濒海地带,是一海岬小山。秦始皇荡平六国、建立了华夏大地最宏阔的统一帝国后,十年执政期间五次外巡,三次到了战国时的齐国地,而且三次都到了琅琊,因“大乐之”,有一次竟滞留三个月。这么一个创世般帝王,究竟要到琅琊干什么?

另一千古难遇的大文才司马迁说:为寻求长生不老药。

真是这样吗?智商和知识超人、历经战国风云、堪称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秦始皇,果真猝然变得愚痴,笃信起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而且一定寻得到的不老仙药?

《史记》成了圣书、定论,今人更无力觅得史实否定寻药之说。在此,我们也只能依据对一些古琅琊综合面目研究资料的梳理,试求对秦始皇琅琊巡真实动机给以些许推测和猜想。

秦帝国惟一滨海郡都城

齐国首都临淄是战国时中国最繁华都市,是东方诸国第一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且由秦国军队“和平解放”,未经战燹毁坏。但匪夷所思的是,司马迁对秦始皇三次齐国行记载中,没有关于他巡察临淄的具体记载。他在临淄驻留过吗?这当另考。但司马迁却用大量文字记载了秦始皇三巡琅琊。

何以如此着迷琅琊?

首先不能回避的是,琅琊早已是一座遐迩闻名的繁华海滨城市。

以琅琊台为标志的琅琊,作为建制名称,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始见于春秋战国,消失于西晋。齐国时为琅琊邑,秦时设琅琊郡,汉代相继设为郡、县,还曾被封为琅琊国。

我们读到一篇新近刊载于《美国科学院通报》杂志上的文章,名以《遥远国度里的帝王印迹——琅琊台遗址群调查与阐释》,撰写者为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加里·费曼、研究员琳达·尼古拉斯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教授。他们于2008年起对琅琊进行联合考古调查,通过对发掘出的遗物研究得出结论:秦汉时期,琅琊聚居人口达17万人。他们把人口急剧膨胀的咎因归于秦始皇三巡琅琊和中央集权管理制度带来的效应。感叹说,从文明开拓角度看,帝王秦始皇在琅琊的“印迹是如此深厚!”

具体到秦始皇统一时,琅琊是什么样子?

如今,史籍中的古琅琊城早已消失,地面上没留下遗址,倒是由地下发掘出大量西周时期的青铜鼎、铜环、铜剑、铜镜,发掘出了秦代的量器,还有刻着“千秋万岁”字样的秦代瓦当和陶罐。有关这座城市被历史汩没的具体原委,后人多认同地震、海潮等自然灾害。专家们还基本划定了汉之前琅琊郡治城的具体位置,为琅琊台西北约七公里处的今夏河城镇驻地。由此分析,秦始皇滞留琅琊的驻跸地——琅琊行宫——具体位置有两种可能,一是现琅琊台地,一是琅琊郡治地。

关于秦始皇巡视时琅琊城的繁华,史籍描述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想象依据一:越国勾践迁都琅琊说。古籍记载,公元前468年,越灭吴五年后,为称霸中原,勾践将国都由会稽即今绍兴迁往琅琊,使用了舸船三百艘,航行几百海里,携家属、奴仆、工匠等上万人。这种规模,这等长途海上迁徙,旷古未曾听说。据说,越人抵琅琊后,修军港,建兵营,起宫殿,扩城郭,琅琊膨然成为春秋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之一。

想象依据二:琅琊郡都设在琅琊。琅琊本为“齐东境上邑”。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拆齐国旧地为琅琊和齐两个郡,琅琊升格为郡治。齐郡都临淄,琅琊郡都琅琊,位于今夏河城镇的琅琊城就成为当时秦帝国惟一滨海郡城和港城合一重要城市。

是郡都,又是惟一滨海港城,且陪同秦始皇巡行的几乎是他半数的政府班子成员,再联想秦始皇每天阅文牍120斤竹简这一勤奋的工作习惯,想必,秦始皇三巡琅琊的动机清晰了几分。

最需要安抚的民心

分析秦始皇四次东巡的详细路线图可窥出一个端倪,巡视的重点地区是被他灭掉的原齐、楚两国。秦始皇心腹之忧由此绽露:这是两处最不驯顺的地方。

咒誓“三户必亡秦”的楚地不必赘说,这里只说齐地。

曾居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因战国后期苟且偷安,求得了最后一个死。亡国方式不同的是,其他五国都是被打败,唯齐国是在五国被灭后秦大兵压境情势下缴械投降。齐国原贵族、黎民起初或暗中庆幸这场变故的未流血,很快即感到被蒙骗了:被许诺受赐五百里封邑的齐王建被活活饿死在边远荒野,郡县制下原富豪、贵族失去早先的特权……

齐地牾秦情绪重矣!这可推理到日后陈胜起义后,齐地田氏族人杀死秦狄县令,迅速拉起抗秦队伍。所以,秦始皇齐鲁巡、琅琊巡如此频繁就更近情理了:秦以西土征服东方,虽有君临天下之骄傲,亦有江山未稳之隐忧,战国思维要转换为安定方略。他刻在琅琊台上的碣文将其意图充分表述出来:“东抚东土,以省卒士。”“忧恤黔道,朝夕不懈。”

安抚!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对社会、百姓的暴戾多是司马迁讲述的,这包括苛政、苛税、酷刑酷律、苦役、焚书坑儒……但是,在《史记》通篇文字中,却鲜有秦始皇东巡路途中暴戾行为的记录——尤其齐鲁巡和琅琊巡之际。反而,第一次抵达琅琊后,还特意下令迁内地三万户十多万百姓到琅琊居住,免除被迁徙人十二年赋税,可见其用心良苦。

探索治国之道,也应是秦始皇齐鲁巡的重要目的。从饱受后世诟病的焚书、坑儒事件看,崇尚法家的秦始皇似与儒家等齐鲁文化水火不容,但这是表象。按钱穆先生论述,春秋战国时代潮流巨变,社会学术博兴,学风以齐鲁东方为盛。秦僻处西土,其文化程度远逊于东方,秦人对东土文化虽抱歧视之念,然不得不降心相就。东方文化西渐,对秦影响巨大。秦之治国措施,也大抵袭自东方。(钱穆《秦汉史》)秦并六国,自然要研究统一后的治国之道。齐鲁是春秋战国时各门派文人集荟之地,秦始皇齐鲁巡少不了要接触、了解他们,以便于管理和利用他们,听取他们的治国见解。《秦始皇本纪》显示,秦始皇平六国后,儒生、博士和术士始终伴随身边,这类细节较多。在齐鲁巡过程中,这种记叙也是不鲜,包括泰山封禅之前与儒生商议等。

儒家秩序思想自然是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抚民经。很有意味的是,秦始皇齐鲁及琅琊巡所有碑文中,也几乎都浸透着浓烈的儒家思想,如“贵贱分明,男女礼顺”,“合同父子,圣智仁义”,“尊卑贵贱,不逾次行”。由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说,秦始皇齐鲁巡的碣文充满着奇妙的“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混合体”。还说,其公元前218年的芝罘碑文中,完全以儒家圣贤统治者自居。无论如何,这些文字本身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一方面,秦始皇齐鲁巡、琅琊巡为的是安抚；另一方面,齐鲁巡、琅琊巡又对他治国理念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可以推想,若假以时日,秦始皇最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无稽之谈。这自然是巩固一统的需要,是历史的选择。

抚民离不了宣传,宣传内容自然是六国如何无德、秦皇及新政如何安邦惠民,这在他东巡所刻七块碣文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如琅琊碣文中,大篇幅地讲述“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郭沫若《秦始皇将死》一文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是为帝国统一思想。借郭沫若阐释而联想,秦始皇三巡琅琊目的之一也是为安抚、统一帝国思想。

“第一港”激奋海洋意识

琅琊是战国、秦帝国时最著名的海港。据日本学者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中国海上航运始于琅琊。当代人听后或大为惊叹,但日本学者论据充分。

依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遗址发现的海洋生物骨骼、贝壳及传说揆测,中国先民海洋渔业生活起始至少两万年了。到了新石器时代,先祖们已懂得“木浮于水上”道理,伏羲、黄帝时华夏民族已有了以独木舟为考古证据的造船技术。到战国时,齐、越、吴、楚、鲁等国都先后建立过水师,齐国又被称为“海王”。史料载,齐景公曾“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即使远在西僻的秦国,以舫船乘长江运粟至楚,一船载五十壮汉,一日行三百余里,从容游渡三峡。说明当时秦国舫船已规模可观,驾驶水平高超。

当代学者普遍认同战国时中国东海岸有五大港口,由北向南分布在今秦皇岛、烟台、胶南(琅琊)、绍兴和宁波,并认为琅琊港连接南北海路,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为当时中国第一海港。

如今,去过琅琊的人都会记住它偌大、绵长而沙质细腻的海滩,是大自然赐予的最美丽、优质的泳场。依现代人眼光,海滩吃水浅,不宜建港口。大连海事学院教授孙光圻研究后却认为,这恰是战国时良港的最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当时船皆为木质,最忌讳触碰岸石和礁石,锚亦为木制,与石块缚绑一起,容易抛锚泊船。美国加洲考古曾发现过这种木制船锚。

彼时强国争霸的冲突也从陆地发展到了海洋。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以齐鲍氏弑王篡位为名讨伐齐国,由大夫徐承统领水师从海上进攻,两国水师会战于琅琊近海,齐军使用新武器“钩拒”,钩住吴船砍杀,致吴艨艟大军赳赳而来,狼狈溃逃。因有《吴越春秋》、《绝越书》、《汉书》等书记载,琅琊海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认的海战。

战国最著名的齐长城向东延伸到琅琊以东的小珠山入海。上世纪七十年代,胶州的考古发现了周代早期战车、盔甲、兵器,又进一步强化了专家们的看法:琅琊在战国和秦汉时期均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战略海防要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五次外巡,第一次巡视地是与匈奴接壤的北部边境,第二次东巡即到琅琊,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帝国疆防、海防令他牵肠挂肚。

但是,始皇帝青睐琅琊港又不单单是“防”。

秦始皇东巡全程中,有许多惹眼行为,送徐福东渡、泰山封禅、登高台观沧海、伐湘山树赭其山等都为世人所知,但还有一个细节隐蔽在司马迁粗线条的叙述中易被忽略,是说秦始皇第三次出游时,“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寥寥十几字,道出了秦始皇个性十足的一举动:乘船经海路去琅琊。洋面无垠,涛浪不息,连续几十个昼夜在海中颠簸……

想象那情那景,我们不能不在意有关专家的看法:秦始皇有着超凡的海洋意识、拓疆意识。

兼并六国后,秦始皇并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西抚诸夷、东占辽东、南平北越、北却匈奴,乘势开疆拓土,巩固边防。胶南当地文史专家王景东认为,此后,派徐福率几十艘大楼船、几千人东渡日本显然是为开拓海域、疆土做进一步尝试。

中国徐福会副会长钟安利也认为:秦始皇一旦平定六国即派徐福东渡,名以采药,实际至少是与徐福达成了一种默契:东拓疆域。东瀛民间也一直流传着日本祖先为汉人徐福一干人的说法。

《史记》记载徐福第二次东渡有云:“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以今人看来,这也称得上是开疆拓土的安排了。

海上拓疆,当是千古帝王秦始皇的大心思,这在《史记》中没有记载,但隐喻性地被秦始皇自己镌记在琅琊台上的石碑上了,碑文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引发了后人对秦始皇称霸“六合”雄心的无尽猜想。

“统一”新政效果权威验证地

论起秦代对中国统一作出的制度性贡献,除郡、县这一中央集权管理模式,就数着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车轨距和车道了。这一系列强力措施贯穿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推促着一个亚细亚大一统帝国的迅速形成。

那么,秦始皇及一行政府高级官员一再驻留琅琊,动机与秦的“统一”新政有无关联?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秦始皇分别留于泰山、琅琊台、之罘山、碣石、会稽山七块石碑,《史记》刊载了六篇碑文。六篇碑文主题相同,都是在宣传秦取代六国的合法性,宣传秦朝如何平内乱,恩泽百姓,合乎理德,弘扬法制。但每篇文章具体文字内容仍存迥异,让人罕奇、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是,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说法只出现在琅琊台碑文中,即“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其他碑文中没有重复。这篇由李斯等重臣撰写的兼具政府文告意义的碑文绝不可能凭一时潇洒即兴而拟,而是字斟句酌,言有所指,它证实了秦始皇三巡琅琊至少还有一要务:考察并验证“统一”的效果,推促“统一大业”的落实。

先细说度量衡和货币——

齐国早期,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顺势推行起“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国策。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胶州、胶南一带陆地考古及本世纪初琅琊港附近海底沉船的打捞,都陆续发现了粮食窑穴、已炭化的粟类堆积、酒器、家畜骨骼、陶瓷器等物。史籍载,春秋中期,灵山卫一带即有了盐场,这些都在验明着周朝时的琅琊农、渔、盐、铁及养殖等产业的兴旺,齐国就此成为战国时经济最强的诸侯国,长时间“国富民安”。《汉书.高帝纪》这样记载当时齐国:“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琅琊以富饶为特征,且列于齐国五都之一的即墨之前。

在如今的中国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内,分别陈列着清代在琅琊发掘出的三件齐铸铜量器,量器上面铭文可辨识、分析出,琅琊是齐国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齐国中央早已在琅琊设立关口,并订立了严格的征收关税和其他费税的管理制度。秦朝前,齐国使用刀币,秦国使用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在量制上,齐国为豆、区、釜、钟等四位进制,秦为十进位制度。直至几十年前,秦制的斗、升等量制量器依然被中国官方和民间使用。这些货币、衡量器的统一极大方便了帝国间的商品交换和流通,方便了税赋征管。而被秦统一的标示长度的“度”制中的寸、尺、丈,更是被沿袭使用到当下。徐福研究专家匡焕学研究得出结论,秦始皇修筑琅琊台,就是按照秦“度”标准施工的。

上述史实都在说明,齐郡、琅琊郡的度量衡、货币的统一化改革更具有引领全国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再说路——

匡焕学研究出,秦始皇平六国后第二年即在燕、齐一带修筑众多驰道,山东半岛沿海驰道为6-9米宽,道边每6-9米植一棵松树,琅琊的驿道即如此面貌,也是那时建造或改建。统一驰道,使得帝国交通空前顺畅,这不仅仅是便于帝王巡视,更是对政治、经济、军事和百姓的生活,也起到了非常一体化的作用。

再说文字——

细数《史记》记录,东巡时,秦始皇以自己名义立碑书文至少七块,绝大多数因历史沧变而丢失,琅琊石碣也只留得少许碎片,据说能辨认的字体仅几个,字体为秦始皇下令“书同文字”后而以秦篆为基础的小篆。在他死后秦二世也在琅琊台上镌下了碑文,并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字体也同样是小篆。

也因受琅琊秦始皇父子碑文那雍容、标致、雅丽小篆字的影响,以后在当初的秦琅琊郡辖地,先后出现了王羲之、颜真卿等杰出的书法家,这是另话。

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

说琅琊是秦朝及其前后华夏文化最多元最开放城市毫不夸张,这种氛围主要成就于历史上百姓频繁的大规模进出迁徙。依今天的话说,古琅琊是一座移民城市。

有专家研究以为,早在夏朝,已有大批琅琊百姓迁移到今浙江绍兴一带。此结论或许只是一家之言,但对以后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认同却较为广泛,《越绝书》、《吴越春秋》、《水经注》等都有记载,还记载了越人徙都琅琊,带来了千里之外越人的风俗习惯、耕种方法、工艺技术等。还有一说,勾践死后,越国霸业颓失,大批的原越国人又回迁老家绍兴。细数春秋起始至秦统一天下的五百多年时段,琅琊之地曾经历过东夷、齐、鲁、莒、吴、越、楚、秦等八国的管控,各地人员往来、迁徙和交流之频繁可想而知。

被一致认同的史实是秦始皇首次抵琅琊后,迁三万户约十五万黔首到琅琊居住。但是迄今,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十五万移民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异地文化冲击,能基本断定的是,新居民来自远方。可以猜想,一个先后容纳了八国以上移民的城市,是一番什么样的文化景象；还可以猜想,一惯以容纳百川胸襟而受各方雄才志士崇拜并投其麾下的战国枭帝秦始皇,置身于这样的琅琊城该是何等的流连。

琅琊文化实际上还是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体。钟安利认为,琅琊人很早就通过海洋与东部日本、朝鲜有了相互来往,因为海洋文化更丰富了琅琊文化的多元与开放,才使得徐福东渡成了可能,也才能说服得了素有主见的秦始皇愈加看重这种全新的海洋文化,并亲自到岸边为远航船队送行。

孙光圻认为,到秦汉时期,在日本列岛定居的中国移民已很多,有日本史籍称“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

到汉武帝时,汉朝已降服朝鲜,东北亚列岛已有几十个小国归附于汉,华夏文化由此被带入东北亚许多地方,这使人不由地推测,这种战略,秦始皇三巡琅琊时或许就在谋划。

说到多元文化,不能回避的是当时琅琊所拥有的深厚宗教祭祀文化,秦始皇同时也是奔它而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齐国早期即有了“天地兵阴阳月日及四时”等八神崇拜,以后,姜太公专门到琅琊台上建四时主祠。所谓“四时”,一说为春夏秋冬,一说为“朝夕昼夜”。这不禁令人发问,齐国的四时主祠为什么设在琅琊台?

如今的琅琊台与古琅琊台形貌基本吻合,孤立在黄海边一岬角,最高处海拔184米,最上面一段由秦始皇下令夯筑,夯土层已半岩化,附近偶尔可捡拾到零碎的秦砖汉瓦。凭台眺看,东西南三面被海所环,日出日落尽在眼底。据说,最早越王勾践将此设为望越——他的家乡会稽——台,那么,秦始皇在这里瞭望什么呢?或许,他心底除了那个想象中的东瀛疆域,还有一位四时主神蜃楼也似闪烁着。

到战国时,华夏人对天文知识的掌握已达非凡程度,二十八宿说已成完整系统,琅琊台当是天造地设的理想观象台。观什么?星相移动与四季衍变关系是我国古代天文学最卓绝的发现,如“二月二,龙抬头”,是说二月二,中原地域上空左侧一片如苍龙状的星区开始翘首,标志着一年春季的起始。而齐人设“四时主”神,就为着祈祷神主赐得四季安顺,保佑这方土地上的人民适时耕耘,满意收获。

御史官记录的一定是史实?

秦始皇专为寻求长生不老药三巡琅琊之说很不合常理,经不住逻辑推定。

第一,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对“人必有一死”的规律是清楚的,自登基他就一直集财力民力不停修筑自己的骊山陵墓。这至少说明,在秦始皇心底,他对长生不老药是怀疑的,而《史记》对这种怀疑没有记录。

第二,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是一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凭这孽性,他自第一次巡视琅琊遇徐福,相信了对方仙药谀言,并送其上船,到第三次巡琅琊再见徐福,已间隔近十年,时日可谓久矣,而寻药一直未果。若秦始皇特别在意,总要讨个说法,若想讨说法,亲临琅琊不易,责令下臣将徐福拘到咸阳勘问当是再简单不过,司马迁并未有这类记录,反而更强调了秦始皇第三次到琅琊,徐福继续以谎言蒙蔽他,秦始皇依然没对徐福有丝毫诘责,依然礼贤这个方士。这都不合常理。

第三,秦始皇第三次琅琊巡是带着小儿子胡亥即秦二世同行的。至秦始皇死亡,秦二世应当已知父皇寻药之荒唐,而且,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将方士描述为怪迂、阿谀苟合之徒,难道秦二世登基不久即东巡琅琊也为着寻药?若给予否定,那么,他为何在李斯一批重臣陪同下急巡琅琊?

第四,史籍清晰记载,从姜太公开始,曾先后有齐桓公、越国勾践、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等九个诸侯王和帝王去过琅琊,大多还去过多次,难道都为着寻药?显然不可能。

琅琊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这些帝王?

第五,作为纪传体通史,《史记》有着极强的文学成分,因此也被揽到中国文学史中文学精典之列。由于作者记录的事、人与作者生活时代相隔久远和当时资料保存下来的难度,可推测司马迁笔下应该有不少地方是虚构的,或者是依据了民间传说,这包括人物形象及生活细节的描述等。记录中将春秋、战国、秦汉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遗漏事实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钱穆先生曾考证指出《史记》述秦两处不实,认为司马迁不取《秦策》说法,“由其好奇”。

依一般逻辑推论,秦始皇纵有寻求长生不老药的强烈愿望,也绝不会仅仅为此频顾琅琊,而《史记》笔法却巧妙地放大了这一看点,让不知多少人只是从中读出了始皇的荒谬。这或许是汉御史官政治宣传的职责,汉取代秦必然要给世人、后人以道义合法性的说辞。

我们并不否定秦始皇琅琊行或有寻求长生不老药之意图,但是,我们更认同他的远见卓识:齐鲁为施政要区,琅琊又兼为战略要地。频顾琅琊,应是他继续施展雄才大略的一步大棋。

琅琊,山并不高,自古却是神奇之地。百里内外一群显赫的邻居,都曾属于古琅琊辖区:西侧是两城,世界闻名的龙山文化古遗址,东边是灵山卫,历代海防重镇,明代与天津卫、威海卫等齐名；北面有密州、胶州,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记载；灵山卫、青岛区域一直为倭寇垂涎,进入近代中国又被德日等列强争夺；青岛在国民政府时期被划为特别行政市,新中国成立后因轻纺工业和港口的重要地位被加以“广大上青天”美誉,改革开放列入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西去不远还有日照,从上世纪80年代崛起,不仅是山东重要港口,而且铁路通达当年秦汉国都,成为连接新欧亚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而今天,青岛西海岸开发日新月异,董家口大港在琅琊台下兴建,再造一个青岛不是梦。两千余载风摧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历代王朝斗转星移,琅琊宝地战略价值不减。回想当年秦始皇三巡琅琊而不疲,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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