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关注中国面孔的宣传家

3岁的卢斯卢斯曾经玩耍的地方——蓬莱画河卢斯出现在1967年3月10日的《时代》封面上■名流影像

□蔡志书

《时代》周刊是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也是当代世界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刊物,有世界“史库”之称。创刊人卢斯,被美国人誉为“教育家”和“宣传家”,他的杂志“其影响力超过了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卢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七个人之一。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哈钦斯也曾说:“卢斯先生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性格的影响,比整个教育制度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现在,时代公司已发展成美国最大的新闻出版公司,固定资产达20亿美元,年营业额居全美同行业之首位。

作为世界知名杂志创始人之一的卢斯,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情缘。这是因为,他是从山东蓬莱走出去的“《时代》之父”。

《时代》封面关注中国面孔

1923年,卢斯和哈顿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结伴来到纽约,在东十七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经过一番调查和咨询,卢斯和哈顿了解到,至今没有一个出版物本身在时间上适合于那些忙碌的人简便地获得信息,他们由此确定了办刊宗旨,并在策划书中写道:“人们不了解新闻,乃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出版物提供给那些繁忙的人们,供他们能抽空略有了解。”

一天晚上,卢斯坐地铁在匆匆浏览广告时,产生了一个灵感。卢斯回忆说:“我眼睛忽然一亮,盯住一个广告的标题:Timeforretire,orTimetochange(应时而变,方能久远)。我记住了出现在我眼前的‘Time’这个词。一整夜我都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我向哈顿建议用它作为刊物的名称,他立即赞同。”两个创办者正是从如何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角度来考虑刊物的编辑方针,最终选定了“TIME”这个名称,《时代》创刊带来的全新意义在于卢斯他们聪明地抓住了节约读者“时间”这一关键。对于美国这个讲究高效率、紧张的社会来说,刊物的风格、形式及其报道的独特性姑且不论,仅节约读者时间这一点,就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TIME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了。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创刊号在1923年3月3日问世。

《时代》摸准了新闻的切入点,赢得了市场,在美国乃至世界一炮打响。同时,颇具创新意义的封面设计也带给读者一种新鲜感,这就是沿袭至今的“封面人物”。

《时代》自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截至2000年,已有50多人次的中国人登上它的封面。

《时代》创刊后的第二年,即1924年,卢斯的蓬莱“老乡”、北洋军阀吴佩孚就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有人说,可能缘于卢斯与吴佩孚生于同一个地方,卢斯便将吴佩孚作为第一个《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虽然这个说法有些附会,但卢斯的这种安排是应该有他的特殊考虑的。

当时,吴佩孚的威望与权力处在巅峰之上,直奉军阀大战也愈演愈烈,于是,吴佩孚便进入了《时代》封面的视野。此后,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例如: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1927年蒋介石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其后,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罗瑞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着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束；邓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文革”的结束；1979、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开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20世纪即将结束……尤其在整个上世纪40年代,《时代》周刊平均每期都有一篇多的文章报道中国。正是以《时代》等3大周刊为排头兵,中国的情况开始被美国读者关注。

卢斯父辈与中国

卢斯的父亲路思义是一位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据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关于卢斯父子的研究资料:1897年,路思义和妻子伊丽莎白斯结婚后不久,即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乘坐的“皇后号”汽艇在海上漂游了两个月,最后停在今天烟台的一个叫“芝罘”的岛上。第二天早晨,他们开始向登州的所在地——蓬莱出发。

他们乘坐的是当地一种特别的交通工具——軕子。軕子又叫骡轿,是由前后两头骡子驮着的、弓形竹制的载人坐具,其框架与双人轿差不多。因为轿的顶棚最初是用草苫子搭建而成的,所以又有人称它为苫子。他们坐着軕子在烟台通往蓬莱城的羊肠小道上,“吱吱呀呀”地走了一天,傍晚时分,路思义夫妇来到巨峰村的一家小旅店。这里不但环境肮脏,而且到处是蜘蛛网和尘土,他们将就着偎在一起和衣而睡,第二天又上路了。当太阳西沉时,他们远远地望到了目的地蓬莱城——用石头垒起来的高大城墙。

这时,一名传教士骑着一匹白马风驰而至。前来迎接的人领着他们穿过拱形的城门洞,走进了城里。骡子的铁掌踏在用磨盘铺起的石道上,嗒嗒作响,引起周围的人驻足观看。街道窄而杂乱,两边是一排排高矮不平的小店铺。令他们好奇的是,每家店铺的柜台上,都摆放着一个大水壶和一些茶杯,使这些异国他乡的人感到一丝温馨。

軕子在一所观音庙前停住了,他们到“家”了。黑暗笼罩了蓬莱城,一股思乡之情也蓦然涌上他们的心头。

路思义夫妇来到登州后,在登州文会馆担任物理教习。那时文会馆已有20年的历史了。路思义夫妇在任教的同时,也指导学生研读圣经与从事体育活动。有趣的是,路思义在文会馆师生中发起举办的一场篮球比赛,吸引了不少百姓前来观看。有史可查,这是山东省历史上第一场篮球比赛。当时,他请铁匠打了一个铁圈做篮框,又把儿子的玩具皮球拿来当篮球,教他们一些篮球规则。场上,“队员”们的辫子上下飞舞,手脚并用,令裁判不知如何“执法”,场外观众也捧腹哄笑……

路思义在华31年的基督教教育生涯里,最有影响的作为是参与组织筹建了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无以替代的贡献。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进行大规模改革,路思义感到新的机会来临,认为应在中国加大大学教育力度,培育引领20世纪一代精英。为此,他多方工作,促成了美国北长老会、英国浸礼会联合举办齐鲁大学,并为此忍痛舍弃心爱的文会馆教职,先后于1906和1912年返回美国花数年时间募集捐款数十万美元,奠定了齐鲁大学发展的基础。1918年,路思义受聘为新的教会联合大学——燕京大学副校长,再次数度返美筹集办学经费。他在美国纽约设立了“中国大学联合中央办公室”(十年后改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先后为燕京大学募资二百余万美元,这在当时的确是个不小的数目。《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执行主编李亚丁博曾说过,燕京大学除了校长司徒雷登的苦心擘划经营外,路思义亦功不可没。没有路思义所募之源源巨款,这个美丽的梦想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1927年,由于长期奔波,58岁的路思义身心疲惫,为重执教鞭,入学校进修,后留在美国任教,并继续为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筹募教育经费。1941年病逝。燕京大学为他造建了“思义亭”,台湾东海大学修建了学校标志性建筑“路思义教堂”,以此纪念这位将一生最好时光奉献给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西方使者。

“《时代》之父”的蓬莱童年

路思义来蓬莱的第二年,也就是“戊戍变法”的那年春天,他们的儿子——卢斯出生了。美国出版的《卢斯和他的帝国》这样说:父母在美国怀上了卢斯。路思义夫妇把卢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

位于蓬莱城里石岛村的北街长老会教堂和登州文会馆,是卢斯父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卢斯从1岁到7岁,他家一直住在文会馆学校里。文会馆的后面是绿莹莹的菜园,前面是小桥流水般的画河。这些,虽然比不上大城市惹眼,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卢斯来说,已经是天堂了。假日里,卢斯的父母还经常带他出去玩。那楼台高耸的蓬莱阁,烟波浩渺的大海,以及那奇幻迷人的海市蜃楼,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最让小卢斯难忘的,就是赶上灾年,颗粒不收,饥民遍野。特别是冬天,寒风刺骨,小卢斯在街上看到成群的叫花子敞着怀,拍打着露出的胸脯,还有的打着“呱嗒板子”(类似艺人说快板的道具“呱嗒板”,用竹板或木板制成,两片相互敲击发出声响,以引起路人注意)沿街乞讨。穷困,一度成为小卢斯在这异国他乡眼里的全部世界。有时,他站在丹崖山高高的蓬莱阁上,透过茫茫大海,眺望远方,遥想大洋彼岸的美国和他美丽的故乡:那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

卢斯有一张3岁时在蓬莱拍摄的照片,是在他家的庭院里。他坐在藤椅上,翘着二郎腿,长筒袜,西装短裤和衬衫,金发碧眼,高颧隆鼻,一个漂亮的西方小男孩,身后树丛间有一条石板小路。3岁的卢斯似踌躇满志,镇定自若而桀骜不驯地凝望前方。这种傲慢、不可一世的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卢斯个性的体现。3岁时,卢斯已经听得懂中文,可以到教堂里参加中国教民的弥撒；5岁时,他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发表自己的布道演讲,再后来,他便成了闻名全球的“《时代》之父”。

3岁的卢斯拍摄那张照片时,刚刚和父母一起亲历了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大动荡之中,与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卢斯一家也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当义和团肆虐登州时,文会馆遭到严重破坏,学校被迫停课放假。城里的传教士们幸得山东巡抚袁世凯和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的帮助,用兵舰将他们转移到烟台,再由烟台转赴朝鲜汉城避乱。风暴之后,他们又于当年深秋回到登州。

卢斯一家在登州住到1904年,那年他们随文会馆迁到了潍县(潍坊)。10岁时,卢斯又被送到位于烟台芝罘的一所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内地教会学校——芝罘学校读书。卢斯在这里学习圣经、法语、拉丁语、希腊语。他酷爱历史,天天阅读从美国寄来的耶鲁学报,关注时事,关心中国和美国的政治。这一时期的严格教育对他后来一生的影响甚大。一个同学回忆他时说,他当时“平静,庄重,独往独来,他受到了英国式的、旨在培养帝国的建造者和管理者的正规训练,并得到了真传”。13岁那年,他当上了学校里学生办的一张小报的主编。从此,他产生了从事新闻工作的念头,并在后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然而,这里也有他不顺心的事。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英国孩子占五分之四。因为英国人瞧不起美国人,所以,“大美国主义”的卢斯与他的英国同学吵了不少嘴,打了不少架。对这所学校,用卢斯的话说:“我既恨它,又爱它。”

卢斯能讲一口标准的烟台方言。传记作家李辉先生在去美国查阅《时代》创刊人卢斯和他的父亲路思义有关资料时,发现有关卢斯父子的资料中多次出现一个英文单词“chefoo”,这个单词也曾令许多外国读者困惑。其实,这个单词就是“芝罘”的意思,今天是烟台市的一个区,也可称为烟台。卢斯在美国社交圈内常常自称是“山东人”,事实上,这个称谓是名副其实的。

1912年秋天,卢斯离开了中国。他先去英国学习,后回美国读大学。毕业后,他和另外一个叫哈顿的同学担任耶鲁大学校报的主编,1923年即始了他们的《时代》生涯。

缘于卢斯在中国的特殊经历,离开中国后,他对中国的感情始终不渝。1941年,卢斯在一次演讲中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卢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体现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他以类似于父亲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中国情结。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总统罗斯福的政府除了谴责日本,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日本提供贷款。对此,卢斯在《时代》上撰写文章,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所以,美国《时代》周刊前副总编麦克·略特先生曾说:“卢斯是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朋友,在中美关系史上,卢斯曾以‘支持中国抗日\’而闻名。”

三返中国

卢斯回美国之后,共三返中国。1932年,他从西海岸的温哥华乘船,同船的正好有其父的老朋友司徒雷登,他当时正任燕京大学的校长。经过日本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到达了上海。此时,卢斯已阔别中国20年了。

在上海和南京,卢斯会见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并与宋氏家族、蒋介石和孔祥熙等人结下私人友谊。因为宋氏姐妹在美国曾经和卢斯的妹妹在一个学校里上过学,而孔祥熙原来是耶鲁大学比卢斯年级高的同学。

在北京,卢斯参观了燕京大学,与在美国科内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胡适博士交谈。之后,他南下山东,先来到潍县,回到早年生活过的另一个地方——广文大学,与他父亲的一些老朋友叙旧。

在蓬莱,卢斯再次踏进他的出生地。他仔细端详着登州文会馆的所在地——早先的一座观音庙。此时的观音庙已成为了“文物”,文会馆也早已迁走,在原址上建起了文会中学。当年校园的样子变了,但卢斯似乎仍能找到他父亲教书时的影子。卢斯回到他家早年居住的那间小屋,他的两个妹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徜徉在孩童时期玩耍的花园里,走在石板小径上,异国他乡,父母姐妹,许多儿时的回忆让卢斯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卢斯以私人身份再度访华。其间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陈立夫等人。还去了青岛,因当时潍县、蓬莱和烟台之地都是解放区,卢斯不便再去童年之地,只好乘车赴南京。在南京同蒋介石夫妇一起去长江边上野餐,谈论战后中国问题。

1952年,卢斯访问了台湾,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

直至上世纪60年代,晚年的卢斯对中国的怀念之情依旧。他曾感慨地说:“我是在一个叫作登州的小城长大的,我殷切地希望能在某一天回到那个地方。”还有一次,他与新来的编辑聊天,得知编辑只有29岁,卢斯感慨不已,说道:“我多么想能够回到年轻的岁月啊,那样我就可以回到中国,回到我的家乡山东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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