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中国海岸线，痴心古代海洋文化研究和跨文体写作盛文强：渔具里隐藏的海洋秘史

□本报记者 钱欢青

为了研究中国古代海洋文化，进行海洋题材的跨文体写作实践，1984年生于青岛的盛文强，近年来奔走于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之间，几乎走遍了中国海岸线。在完成《半岛手记》《海怪简史》等作品之后，最近，他又推出了笔记体小说《渔具列传》。

没错，这是一本为渔具写传的书，也是一部可以上溯到洪荒时代的海洋秘史，是对海洋渔业秩序的终极狂想，古东夷部落的原始渔猎精神在纷繁的渔具谱系中得以集束式释放。

在“平庸的日常”中重新振作

记者：《渔具列传》中将绳索单独列为一章，将绳索纳入了广义的渔具范畴，那么，绳索在海洋文化中，有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盛文强：绳索在古代海洋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帆船时代，帆的控制要靠复杂的绳索系统来实现，橹的使用，也需要一种“橹带结”来控制，靠岸时又要系缆，将船固定，获鱼时捆扎网兜，挑担时固定木桶，都需要用到绳结，甚至在船上喝水的杯子，也要用绳子固定在桅杆上，防止在风浪中晃倒。几年前，我在舟山群岛做考察时，在黄龙岛见到了八十多岁的老船长刘有九，他会打几百种“渔绳结”，都是海上作业必备的，但如今大多失传了。在《渔具列传》中，我将绳结也列入到广义的渔具中，单列了一章。

记者：随着科技的进步，您能否说一说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渔具，被哪些替代了？

盛文强：滨海环境的变迁，以及技术条件的进步，都会造成渔具消失。比如海港码头建设、养殖业（如养虾池的建造）的蚕食造成滩涂锐减，在滩涂中常用的泥涂舟、牡蛎铲、蚬耙等渔具就束之高阁了。再就是用在深海中的各类网具，品种也日渐简化，因为有了声纳探鱼器，寻找鱼群变得简单，双船作业的机械动力拖网占尽风光。还有船上作业时使用的各种绳扣，也大都失传了，比如有一种“五星结”，类似于中国结，用胳膊粗的缆绳打结而成，挂在船舷，防止两船互相碰撞，有减震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已被橡胶轮胎所取代。

记者：在您的书的目录里有这样一章《网线直径：乡土经验与数学模型》，这一章的内容似乎很有趣，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盛文强：这一篇是作为章节末尾的“补记”出现的，较能代表《渔具列传》这本书的文本特征，有着多学科的交叉。这里面有人类学的工作方法，数学的公式推导，古文献学的考证，文学的抒情，以及民间传奇的大量使用，与此同时，也融入了个体经验和社会批判，需要调动多种知识储备。在各种学科的介入下，文本也变得更加稠密，这种写作，是有意打破边界的，我不考虑文体的问题，因为文体的界定是常规，靠这些东西，固然可以进行流畅的书写，但却注定与文学写作无缘。文学写作都是特例，都是独创，而不是千人一面的重复，关于写作的公式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若用课本上学来的“写作方法”来指责这个文本，也是不明智的。

记者：有人说《渔具列传》是一本充满魔性的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甚至有一些读者表示看不懂。你觉得你的书很难看懂吗？

盛文强：所谓的“看不懂”，是所在的频道不同。正如许多人以为《渔具列传》是一种类似于“说明文”的浅易介绍性文本，或者干脆认为这是一本“钓鱼的书”。望文生义的本领，多半来自填鸭教育的秘传，充斥着浓重的“标准答案”及“中心思想”的气味，足可误人一生。正如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臆断为工业冶炼之书，把《金瓶梅》妄测为梅花种植指南，抑或把《动物农场》认作是儿童读物，并且欣欣然以为得其真意，条件反射式的浅层认知，实该引起警惕。不确定性的文本，本就难以量化，《渔具列传》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拿中学语文中的公式来套，是肯定套不上的，许多人的文学能力仍限于中学语文课本，这些人不是我的目标读者。若有精神上的同道，一眼就可识别出《渔具列传》中的自由气息，在“平庸的日常”中重新振作。

对渔具的系统研究和分类唐已有之

记者：您本人有过从事渔业生产的经历吗？为什么会想起写这样一本书？

盛文强：我生在胶州湾内的一个海岛上，从小接触各类渔具，钓具和网具都能熟练使用，也能自己动手制作。大学毕业以后，主要从事媒体工作，工作之余，在写作方面用力尤深。早年的写作以文学写作为主，后来做了细化，专注于海洋文学的写作，由海洋文学又有了对古典海洋文化的兴趣，从而兼及学术研究，在古代海洋文化方面也做了一些课题，比如相关古籍文献的整理，图像资料的搜集等。

写《渔具列传》这样一本书，是出于对海洋文化的热爱，同时也是一种文本上的尝试，渔具中体现的锋利、缠绕、回旋、无限、绵延等属性暗合现代性题旨，有着丰富的指涉。书中充满了传奇、野史、方程式、考据、采访、引语、地方志、名人生平、考察手记、家族秘史、个体经历，甚至是一些“美的断片”，以这种自由的文本方式写作，本身也是对精神的解放。

记者：您在本书的导读部分写到了《广渔具图谱传》，古人对于渔具的研究是怎样的？

盛文强：对渔具的研究，古已有之。古代的渔具研究，通常作为农学的一个分支。古代知识分子的农事研究，是颇有渊源的一种传统，明代王磐在其散曲《村居》中曾写道：“兴来时画一幅烟雨耕图，静来时著一部冰霜菊谱，闲来时撰一卷水旱农书。”水旱农书，无非是渔和耕，古代知识分子身体力行，为百姓生计考虑，沉潜于经世致用之学，撰写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渔业著作。对渔具的研究和分类自唐代起已经较为系统，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相关著作，有《渔书》《官井洋讨鱼秘诀》《渔具诗》等古籍资料。以晚唐的陆龟蒙为例，他是文学家，是隐士，也是渔具专家，他提出的渔具分类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在那时没有专业的壁垒，知识分子的兴趣方向也是宽泛的，兼容的。而在今天，我写《渔具列传》则触碰了不少所谓“专家”的禁脔。

博尔赫斯曾以清代海盗为原型写过小说

记者：在您探求海洋文化的过程中，有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和经历？

盛文强：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海岸线，深感中国海岸的漫长，以及沿岸文化形态的复杂多样。这些年找老渔民做口述史，搜集民间传说，探访偏远的海岛。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亲眼目睹的大鱼。我的童年时代在海岛上度过，曾见到过鲸鱼搁浅，二十米的庞然大物，发出汽笛般的哀鸣，内心深受震撼。后来我在东沙的“中国渔业博物馆”见到了九米长的刀鱼标本，童年时代所受到的大鱼震撼仿佛被唤醒，这条刀鱼的长度令人目眩，当我从尾部走到它的头部，见它的眼神澄澈，仿佛台风之眼——雷霆万钧中的一点安静，一种崇高的悲剧审美激动人心，只有海洋中才有这样的大物，见过之后，才能令人跳出一己的偏狭，直面未知的外部世界。

记者：下一步您还有什么海洋文化的研究和写作计划？

盛文强：我明年将推出一本新书《海盗故事集》，写中国古代海盗。在我们的传统里，海盗是久被遮蔽的，有些中国海盗在国外更有名，比如博尔赫斯曾写过短篇小说《女海盗郑寡妇》，其原型就是清代的海盗郑一嫂。中国古代最早见于文献记录的海盗，是东汉时的张伯路。张伯路往来于渤海中，以长岛等地为据点，曾劫掠山东沿海九郡，后被击杀。到了明清两代，海盗活动转入高潮，出现了郑芝龙、蔡牵、郑一嫂、张保仔等著名的海盗。他们打出了中国民间的海权，甚至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都要向他们缴纳过路费。可惜中原王朝不知海，若能用这些海盗为疆臣，那我们的海权将不会旁落，历史也将改写，但是，历史终归无法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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