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造假与打假 古代的假货也猖獗

苏州市井商业图(局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着不少纪晓岚买到假货的故事。《唐律疏议》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刚刚过去,制假、造假、缺斤短两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纷纷被曝光,其实,这些事儿自古就有。

那么,古人是如何造假的,又是如何打假的呢?

一卖酒掺水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假货最多,一个是北宋末年,一个是明朝万历年间。

北宋末年,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记述,“今市中货物奸伪,无过于汴京。”

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酒肆的老板,去山西进了一批杏花村美酒,途中不小心打碎了几坛子,回来一算,好像不赚钱,心中很郁闷。这时候,店小二给他出了个馊点子:往酒里掺水。老板一听,乐坏了,每坛酒里掺水二斤,可赚制钱五十,利润不菲,就这么着吧。于是,假酒产生了。

好在掺的是水,如果是工业酒精,后果很让人担心。

汴京城里卖花的老太太也会造假,她们经常三五成群各自挑着一担花出来卖,远远看上去,花儿十分鲜艳可爱。但购买者连盆买回家,数天后发现花都蔫了,原来这些花都是插上去的,不是盆花,而是插花,所谓“璨然可爱,无一枝真者”。

由此看来,如今的插花工艺,说不定还是宋朝的老太太最先发明的呢。

二“鹅羊吹气,鱼肉贯水”

明清时期,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萌发阶段,商品意识日渐增强,社会风气日趋浮躁,造假欺诈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

明中叶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描述弄虚作假之风:“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一些奸商,“又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

“鹅羊吹气,鱼肉贯水”,这样不诚信的手段,真是骗人没商量啊。

明末社会骗术千奇百怪,张应俞的世情小说《杜骗新书》里讲述了84则骗术案例,譬如美人计、掉包计、苦肉计、连环计、提罐、扎火囤、放白鸽等。可谓对民间骗术的一个概括。

清朝的欺诈手段较之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十二年,纪晓岚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买了支蜡烛,居然点不着,原来蜡烛是泥巴做的,仅在外面敷了一层羊脂而已。

纪晓岚在京城还买了16块号称为明代制墨师傅罗小华制的墨,装在一个旧盒子里面,很像那么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只是将表面染成黑色。

事后纪晓岚自嘲道,受骗的人要么是贪便宜,要么是图方便,受骗有原因。

同时代的钱文敏则说,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问题,怎么会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们头上来呢?

三立法打假追始于周朝

上古时期的周朝已经有假冒伪劣商品了,并且政府已经通过立法来打击了。

《礼记·王制》说,“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度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

当时的管理制度真叫严厉,如果商品的尺寸、数量、颜色等达不到标准,就按“假冒伪劣”对待,到市场上叫卖是很难的。

到汉朝的时候,对外交流活跃起来,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许多稀奇的东西,但数量有限,于是假冒的现象多起来。食品安全隐患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为此,汉朝制定法规,食物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肇事者及相关官员。

隋唐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不少。饮酒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交方式,这催生出一大批制造假酒的作坊。

隋唐《启颜录》一书有记载:“数人人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云:‘有水在。\’”边喝边自嘲,老祖宗中也不乏段子手。

四“三天内退货”

唐朝缺少工商、动检、质检怎么办?其实,其他朝代也没有,有一部严格的法律就足够了。

可以说,唐朝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较为全面和成熟的时期,不但制度配套健全,而且法律规定详细,惩罚措施也比较严厉。

《唐律疏议》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八十”。直白点说,行滥是指商品质量差,短狭是指数量短缺,这些都是不符合法定标准的假冒伪劣商品,售卖行滥和短狭的东西,要各打八十大板。

唐朝还有退货的规定,和现在的退货制度差不多。《唐律疏议》说,“只要消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买回后三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举报,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并‘笞四十\’,也就是抽卖方四十鞭子。”

现在一些不良商贩故意生产“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等,如果让他们穿越回唐朝造假,估计谁都不敢,单是皮开肉绽的滋味就足以吓破胆儿。

五古代也有“学术打假”

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

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两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刊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

汉灵帝采纳了第二条建议,很快就召集一些有名的大儒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刻于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

六古人也爱曝光

黑心商家,自古有之。譬如坐地起价,就是一些人的生财歪道。

不过,古人也不是任人随意欺凌的。把挨宰经历写诗撰文发到“朋友圈”里予以曝光,便是其常用的办法。像清末民初的文史专家、琼山人王国宪所编的《琼台耆旧诗集》中,就有一篇“舆论监督报道”,令“崔庄船夫”的形象如同今日的“青岛大虾”般,遗臭坊间。

投诉者是大清朝嘉庆年间翁源县的“教育局长”、琼山人曾日跻。本就清贫的他,在途经一处叫崔庄的渡口时,被摆渡者漫天要价。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过河之后,曾“局长”愤然给出差评:“崔庄渡口水流红,勒马停看日正中。舟子招招呼快渡,愿君相送一帆风。”标题就叫《崔庄渡多索钱,有感口号》。

不过,与同朝道光年间的文昌举人叶栖鸾相比,曾日跻还算脾气好的。叶栖鸾在山东的一家路边店用餐后,可是当场发飙,留下《山东道中口占》,痛斥“店饭饥难食”。被食客投诉称,在饥饿的时候都觉得饭菜太差,这店子还能开的下去吗!

的确,即便是在古时,舆论的“传声筒”和“放大器”威力,也不可小觑。

明朝万历壬辰年(1592年)的秋天,杭州古城迎来了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这位定安籍的高官趁着返琼休假,安排了沿途旅游。到了杭州,自然是要到西湖景区走一走的。遗憾的是,西湖给他的第一印象,却是当地人向他的投诉。当天,他与好友在湖畔品罢好茶,喊船家渡湖的时候,当地人告诉他,幸好现在是“旅游淡季”,每年春天游客如织时乘船,船家都要狮子大张口的,有的开价甚至高达千钱,相当于一两银子。而王弘诲的杭州之旅也似乎就此不开心起来——游玩途中,他又遇到了索题匾额并忽悠他出钱免灾、求子孙平安的“大师”。

王尚书之后撰写《吴越游记》时,念念不忘杭州的“负能量”,不惜笔墨写下了“大师”忽悠他的细节,留下了“土人云,每春时,(西湖)楫师索高价有至千者”传诵至今。

七假药吃死官二代

假货难防,亘古通今。轻者谋财,重者害命。

清同治二年(1863年),已近花甲的文昌籍大臣韩锦云,痛失唯一的孙子韩肇元。其孙年方十五,“染疠疾夭逝”。如果说,韩肇元是因为病情严重不治而去的话,肇元之父的过世,则更让人惋惜。韩锦云在《哭孙肇元文》中提及了原委——“误服金丹(而亡)”。

金丹为何物,果真如那些炼丹士所言“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其实,这些加了铅、汞、硫、砷等物的金丹,不仅仅是假药,更是毒药!宋人所集的《云笈七签》中,便有这样的告诫:“金丹并诸石药各有本性,怀大毒在其中。”当然,对于制售假药之举,古人也拿出了法律武器予以应对。譬如元朝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就明文规定,对售假药者依法惩处,情节严重者直接处死。《大明律》也白纸黑字:庸医榨取钱财致人死亡,斩!

不过,金钱面前,总有人利令智昏。故纸堆中,造假者不仅有“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这样的伎俩,还有鱼目混珠,造假玳瑁、假珊瑚、假沉香的。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就载有巧匠制作假玳瑁之事,称“玳瑁,产廉、琼州”,蟕蠵是山上的一种巨龟,“巧匠以其甲黄明无日脚者,煮而拍之,陷黑玳瑁,状甚明媚。日脚,谓甲上有散黑晕也。一种赤魿与相似,然介脆薄,文采亦晦”。

北宋苏东坡在谪居儋耳期间,曾送给胞弟苏辙一块海南沉香当生日礼物,并写下《沉香山子赋》,提醒其如何分辨沉香的优劣,说占城的沉香干枯腐朽,只配用来煮饭熏蚊子,“顾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而海南沉香就高档多了。清人吴震方亦在《岭南杂记》里写道,“速香出琼州者为胜”,海外运来的沉香“味极辛而酸,不如琼产之甜静无尾烟也”,“其余有夹板并抱朽木者”都是下品。他同时提醒大家,要防范假沉香,“而尤有他木煮成假充者,不可不辨”。

海南沉香价几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海南沉香,一片万钱,冠绝天下”。由此可见,若以次充好,其利何其大了!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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