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二人共同进退

叮当!/从教堂的圆顶,/一群金色的鸽子,/穿过午夜的云；/叮当!/在山和山的中间,/教山谷回应/她们神奇的志愿:/“叮当!从天上降到地下,/儆醒凡人的睡眠,/从泥尘升上云霞。”/叮当!/一群金鸽落在心里——/我的心是一片海沙——/轻轻的她们又飞起。/叮当!/告诉无数的桅杆,/吩咐风和风旗,/为她们指示方向。/叮当!/叮当在海上,/乘了无边的风帆,/向天上飞航。——《叮当歌》(1932年5月27日,于青岛)

青岛的午夜有时会传来教堂的钟声,诗人陈梦家想起幼年在南京西城的一所神道院,父亲抱着他倚着栏杆唱叮当歌,那歌声令他满身舒畅。他最不能忘记的是抱在父亲的膝盖上摸他的胡子,听父亲讲耶稣的故事。如今教堂的钟声,把他的心带回到童年、带回到父亲身边。他写下《叮当歌》,把最美的祝福献给父亲。

青岛,也是他与恩师闻一多情深似海的地方。1956年,陈梦家写《艺术家闻一多先生》发表在《文汇报》(1956年11月17日),回忆他和其师闻一多在青岛的时光:“我们常常早晚去海边散步,青岛有很好的花园,使人流连忘返,而他最爱的是站在海岸看汹涌的大海。”青岛大学闹学潮,赶闻一多,可能是因为他要求学生严格,不赞成学生放弃学业参与运动。于是,闻一多和陈梦家乘火车到泰山游,车站师徒分手,闻一多在泰安买了一盆花回青岛,陈梦家回南方。陈梦家对其师评价:“对于大海和泰山的爱,可见他的胸怀；对于小小奇巧的事物,他也有癖嗜。”陈梦家写这篇文章时,闻一多已经去世十年,在陈梦家的心目中,闻一多是诗人的激情、学者的严谨、艺术家的气质三位一体。“绘画对于他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所喜爱的颜色(黑与红)也象征着他思想情感中对立的两个倾向。”此时的陈梦家无法预料十年后自己的最后结局,这正如他的小诗:

人生是条路,没有例外,没有变——

无穷的长途

总有完了的一天。

后人读史,虽不见前人,但了然生与死的巨大落差,正是如此,感受到历史的诡异。我们再闪回到影响陈梦家一生的燕京大学时期。

1932年陈梦家到北京燕京大学,在宗教学院读研究生。随后,由宗教学转向攻读古文字学。陈梦家之所以对古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出于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关注,此后,他倾全部精力于古文字学及古史学的研究。仅1936年便写有《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令彝新释》等七篇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禹贡》、《考古社刊》上。

4青云百灵

意气相投天各一方

像浪花抱着浪花,

告诉青天和白沙:

我们原是大海的泡沫,

耐不住静耐不住沉默；

请向西风去讨还

吹来吹去的喜欢。

我愿是一朵青云,

你是云里的百灵；

飞到天门你脱下翎毛,

我们逃出世界的小泡。——

你不是说过,真妮:

“爱情容不下沙粒。”

——《海天小歌》(1932年1月写于蓝庄,5月在青岛续作)

在燕京大学,陈梦家认识了赵萝蕤,相同的家庭背景,两人相恋走到一起。在燕京大学,陈梦家完成了由诗人到学者的转型。陈梦家由新诗转向研究甲骨文,这是闻一多期许的方向。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邻近,陈梦家经常到清华拜访闻一多。陈梦家说:“在我初期治学时,也是热心于古代神话和礼俗的研究；和他(闻一多)对谈,常常扯得很远,越谈越有劲。后来我自己转入古代实物和历史的研究,觉得神话太空,引起他很大的反对。他在治学上的大胆的想象驰骋,正表现为一个艺术家的气质,也是后来使他忘我投入民主革命的一个动力。”

陈梦家在燕京大学结识一位好友——小他三岁王世襄。王世襄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家境宽裕。王家在大学附近的成府路刚秉庙东,有一个20余亩地的园子。王世襄在这里种葫芦,制养蝈蝈的瓠瓶,还养鹰、养鸽子和狗,雅聚各类玩家。陈梦家夫妇也搬到这个园子住过。他们雇一个工友做饭,白天各自上学,晚上集于乡野的园子,十分畅快。陈梦家喜爱红日衔山,鸡鸣野径的山村古风,可抵天白扰攘的尘梦。(张尔平《陈氏弟兄梦熊与梦家》)

1935年,年轻的诗人方玮德患肺病不幸去世。闻一多非常器重他的才华,非常伤心。《北京晨报》“学园”副刊刊发了“玮德纪念专辑”,其中有闻一多写的《悼玮德》,文章称方玮德有“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闻一多认为,作家、诗人、学者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情怀”。没有这种情怀,不能称其为作家。文中还提到方玮德所进行的文史研究。与方玮德一起写诗的徐大纲、孙毓棠、陈梦家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研究“中国本位文化”的方向,“期待着早晚新诗定要展开一个新的局面,玮德和这几位朋友便是这局面的开拓者”。

“七七事变”之后,陈梦家与赵萝蕤离平南下,住在浙江德清县岳父家。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当时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到者少。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之前陈梦家接到电报,召他去教文字学。陈梦家在清华获得教职,是闻一多、朱自清推荐的结果。朱自清在致梅贻琦的信中说:“临时大学尚缺文字学教员一人,拟由清华聘陈梦家先生为教员,薪额一百二十元,担任此类功课。陈君系东南大学卒业,在燕大国学院研究二年,并曾在该校任教一年。其所发表关于古文字学及古史之论文,分见本校及燕大学报,甚为前辈所重。聘请陈君,不独可应临时大学文字学教员之需要,并可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

西南联大时期,昔日的师徒已经成为联大的同事。由于生活窘迫,闻一多挂牌治印。陈梦家回忆道:“到了清华以后,他因为治《诗经》、《易经》之故,兼治古文字学,因此也开始写摹甲骨文和金文……他的印章、书法和诗,有许多互相贯通的地方。他仿佛最爱格律、章法等形式的严整性,而由于他是热情而又有丰富想象力的人,常常想冲出这个形式的藩篱。”学者闻一多冲破了许多无形的东西,成为了斗士,成为西南联大民主堡垒中的一座丰碑。

李闻血案成为中国内战爆发前夕带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事件。1946年8月1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全体教授,为李闻被刺致电杜鲁门总统,称“这种出于若干反动分子的残酷行为,刺痛了中美两国思想自由的公民良心,这刻画出中国局势在迅速地恶化,美国也被深深地卷入了”。

陈梦家夫妇在美国得到闻一多先生遇害的噩耗,不胜悲痛。此后,陈梦家的书房一直悬挂着闻一多的照片。后来,陈梦家在纪念徐志摩的一篇文章中,将他的两位老师:徐志摩和闻一多进行比较:“志摩的诗是温柔的、多情的、自由奔放的、更多一些个人的感情；一多的诗是敦厚的、热情的、谨严的、更多一些爱国主义的情绪……志摩如他自己所说的,为都市生活压死的,而一多的晚年是为革命而牺牲。一个是意外的可惋惜的早死,一个是至死不屈的悲壮的成仁。”赵萝蕤将陈梦家与徐志摩、闻一多比较,中肯地评价:“梦家是新月诗人中的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他师事徐志摩和闻一多两位先生,但他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造诣,也绝没有闻先生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

1949年后,陈梦家昔日恩师闻一多,被定位为学者、诗人、民主斗士。而陈梦家则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劫难逃者,当年意气相投的师徒,此时被人为划分在两个政治阵营中。陈梦家其中有一条罪证,便是他讲学时,曾“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

1966年陈梦家不堪凌辱,自杀。此时,闻一多墓上青草,已荣枯20载。如果真的有天堂,不知这对师徒相逢,还会不会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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