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富力强功卓著

学成归国受阻挠

机会终于来了。

1946年春,毛汉礼跟着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到了南京,几个月后,教育部招考公费留学生的消息传来,名额达到一百四五十名,等了一年多终于等来这一刻,毛汉礼立刻报名参考。此时他才知道,当时有五千人报名,招收比例是1比30到40,竞争相当激烈。

“我可以报考自然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三个专业,考虑到海洋学国内尚无此项专业,很多人不熟悉,可能报考的人数较少些,也就是录取的希望较大,于是我决定报考海洋学”。毛汉礼的初衷很简单,也现实,他没有想过自此自己与海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年秋天揭榜,毛汉礼榜上有名,他的愿望实现了。

1947年8月,他从上海乘轮船出国,抵达美国加州大学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学习。海洋科学家赫崇本、曾呈奎都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可以说,是海洋科学家的摇篮。

学习期间,毛汉礼再次遇到了以前一直困扰他的难题:缺钱。虽然讲明公费期限是三四年取得博士学位,但1948年末以后,国民党当局节节败退,疲于战争,早把他们忘了。无奈,毛汉礼只能半工半读。“从1949年起,作为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半时研究助教’,即拿助教一半的工资,月入约一百七八十元,比公费稍稍多一点”。毛汉礼参加了“沙丁鱼资源变动”这一研究课题,把研究成果作为论文材料,1951年8月获得了博士学位。

毛汉礼长舒了一口气,思念同时涌上心头。爱人范易君在国内等待着他,家人也在期盼他的归来,而他,也期望将学到的知识带回祖国,一头扎进海洋研究的世界。

然而,当他将归国申请递交给移民局时,一盆冷水浇灭了他的热情,“移民局竟以‘中美两国虽未正式宣战,但存在交战状态’的借口,竟不批准离境,违则坐牢”。这可惹怒了毛汉礼,回自己的国家都不行,哪有这样的道理。于是,在正直的美国老师的帮助下,毛汉礼雇律师与美国联邦政府移民局打起了官司,从联邦地方法院打扫高等法院,3年的时间里,毛汉礼据理力争,他的爱国行为得到了许多美国科技界的同情和支持,因为有的同学曾绕道夏威夷经日本回国,结果在夏威夷被抓了起来,荒谬至极。

在一次次的希望与失望过后,1954年8月初,毛汉礼的住所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对方自称是移民局的,“毛先生,您的要求获准了”,说着,将一份许可证递到了他面前。毛汉礼惊喜万分,他不明白,打了三年的官司没有结果,为什么今天突然接到了通知?但他没有多问,立刻收拾行囊购买船票启程回国。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具体原因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回国后才知道这是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与美国力争的结果”。

1954年8月底,毛汉礼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教育部留学生学习班学习了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又由院分配到海洋所(当时的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这一安排,与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有关,竺先生将爱徒安排在了拥有广阔海洋的美丽青岛,让他担任副研究员,并领导海洋环境组的工作。

从此,毛汉礼投入到了祖国的海洋科学发展事业当中,再也没有离开青岛。

来到青岛,毛汉礼如鱼得水,准备大展宏图。“我到所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参加了张孝威教授领导的‘烟台鲐渔场调查工作’(1956年)”,毛汉礼在《入党申请书》中提道。接着他又领导开展了“黄河口小黄鱼产卵环境调查”,“这两次调查是我国海洋综合调查的开端,为后来大规模海洋综合调查积累了经验”(《忆一代宗师著名海洋科学家毛汉礼院士》任允武作)。

1956年,毛汉礼还参加了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草拟工作,他被聘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大气海洋组成员,与童第周、曾呈奎等许多著名海洋学家一起参加了这史无前例的工作。

同年,他还接到改装调查船“金星号”的任务。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对黄海、渤海、东海、南海进行普查工作,毛汉礼担任技术指导,在定稿的三年中,他常驻塘沽,脱产参加全国海洋普查工作。

为了这次调查的顺利完成,他的足迹遍及中国沿海,并编辑出版了百余万字、30余册的资料、图集与研究报告,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这次结束后,他主编了《全国海洋调查报告》。

同时,为了开阔我国海洋科学工作者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素质,在夫人的帮助下,他夜以继日地翻译西方海洋学经典著作,包括斯费德鲁普的《海洋》、普劳德曼的《动力海洋学》、斯托米尔的《湾流》等。

他还撰写了大量述评文章,1957年他发表的在美国期间与人合写的《大尺度上升流理论》,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上升流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一直到1966年之前,毛汉礼是忙碌的,在这十年时间里,他将所学倾情投入到海洋中去,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具活力的时期。然而,历史的洪流将他裹挟进旋涡当中,直到1977年。

一丝不苟搞研究

一场突发疾病之后,曙光再次降临。

1977年7月29日夜晚,毛汉礼心脏病突发,次日去医院,医生都说他“捡回了一条命”,这十年的折磨,给毛汉礼的身体以重创。然而,“祸兮福之所倚”,1978年3月毛汉礼住进了疗养院。之后,他就接到了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带病参会,没有加重他的病情,反而因为“在会上听到邓小平同志的开幕时做的报告,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从此我的精神状态有了大幅度的转变,顿时感到自己的病情减轻了,心情舒畅了,信心增加了。十年来的抑郁、消极失望的‘旧貌’,化为舒畅、积极、信心百倍的‘新颜’”。

阳光照进天空,毛汉礼的情绪又复苏了。1979年春,他回到工作岗位,此时的他,被提拔为海洋所副所长。“记得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竭尽全力当好曾所长(曾呈奎)的助手,当好党委的参谋。’其后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所的。当然离‘好’还差得很远,这点我有自知之明”。

文史学者薛原先生曾在南海路7号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了15年,他告诉半岛记者,在生物楼二楼的走廊上,他经常会遇到毛汉礼先生,他有浓重的浙江乡音,往往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走路很快,语速也很快,对工作要求严格,人很严厉。“他是我们的领导,说实话,我们还是比较敬畏他的”。在上世纪80年代,海洋研究所只有两位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一位是曾呈奎,另一位便是毛汉礼,所以,他在单位是学术权威。

不过,生活中的毛汉礼令薛原感到很惊讶,“毛先生的独女毛彦平是我的同事,有一年春节我去他家,看到毛先生很传统,他喜欢穿中式棉衣,喜欢用毛笔写字。”

毛汉礼不苟言笑,对工作极其认真,不允许打半点折扣,在他反思自己工作时,他提到,还曾把人训哭过。这也得到了他当年的部下们的证实,“甚至50多岁的学生都被训得掉了眼泪”。正是这样严格的人,才造就了他的海洋学的成就,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

“没有一个能打硬仗的科研队伍,是不能进行科学攻关的,更不能达到科学的高峰。所以要把我国海洋科学事业搞上去,关键在于培养人材,扶持新生力量。”这是毛汉礼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经常鼓励海洋所的年轻人“学生要超过老师”,并放手让青年人去担任研究课题、搞科研攻关项目,倡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为了建立专业配套、多学科并重的科研集体,毛汉礼主张从海洋学、气象学、数学、力学和新技术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中招收研究生。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就带了4名研究生,手把手地指导学生开展调查研究,为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培养接班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研究生和博士生一起带,并一口气带了7个人,还积极推荐年轻人出国进修。多年来,经毛汉礼培养出的物理海洋学方面的尖端人材计有研究员14人,副研究员46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伯乐”。

1988年11月22日,毛汉礼在洗澡时因疾病突发去世,大师陨落,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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