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的观念去讨论《呼兰河传》

□夏学杰

20世纪90年代末，香港《亚洲周刊》邀请重量级学者、作家共同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呼兰河传》荣获第九名。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绝笔之作，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萧红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线索，全文以“我”的视角，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小城的风土人情，通过追忆家乡各色人物和生活画面，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当地百姓平凡、愚昧的生活日常。萧红笔下与祖父的情感，“后花园”里的有趣回忆都让读者为之动容。

不知道萧红在写这部小说时，是否意识到这将是她的绝笔。反正，小说是带着回望的意味的，回望了家乡，回望了自己生命的起点。但这不是田园牧歌，亦不是对美好过去的温情怀念。

茅盾在评论《呼兰河传》时写道：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萧红只有一个疼爱她的祖父，父亲对她是冷漠的，母亲则恶言恶色，祖母还用针刺过她的手指。她的快乐似乎只局限于后园那一个空间。萧红和她的弟弟都曾怀疑自己不是爸爸的亲生孩子，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贫农的妻子所生，后来的父亲张廷举把那个贫农害死了。这个事是萧军记载的。萧红曾流落街头，差一点去当妓女，而她父亲就在离她六十里远的地方，置若罔闻。这也的确值得怀疑。

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从前乡居的日子，虽有美好，但就整体而言，是愚昧的，是悲凉的。萧红说“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她的笔调中，在抒情之外带着反讽的意味。

她是这样写周围的人的：“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王小波在写插队生活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每天看着落日，想到自己的生命竟然这样白白地度过，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萧红不愿意逆来顺受，不愿意过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她选择了逃脱，一路奔逃。只是换来的是一生困顿，“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除了苦难，萧红的“退行”个性不容忽视。萧红的朋友们常说她幼稚、单纯、率性，丁玲说萧红：“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萧红是在用生命写作。她活得太苦了，十六岁离开呼兰小城，二十岁和家庭决裂，从哈尔滨到北平、青岛，再到上海、东京、西安、武汉、重庆，她一直向陌生的地方飞奔，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居无定所，为情所困，三十一岁时客死他乡，在临终前,她曾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将她的人生和幻想写下。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评述《生死场》时说：“她的生命力是在一种压不住的情况下进发出来的，就像尼采说的‘血写文学’。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不能用一般的美学观念去讨论，而要用生命的观念去讨论。”

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于《呼兰河传》里描述的生活和场景，很多是熟悉的。但它不是单纯的风俗画，它勾起我的是触目惊心的痛。呼兰河城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屡屡出事，却没人治理。萧红总结道：“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读到此处，我不能不笑，不过笑过之后，又顿感悲哀。生活在变，时代在变，然而，人性往往还在那里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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