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路漫漫 你上岸了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考研已经成为了本科毕业生的“标配”,仿佛这是一门写入“后大学时代”教材里的必修课,是人人都得通过的及格线。

2017年,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首次突破两百万；2020年,已经有341万人加入考研大军；而到了今年,这一数字又涨到了377万。短短5年时间,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悄然翻倍。

令人窒息的数据背后,考研寄宿机构成了暂避现实的“桃花源”,考研人身处其中,人人都能因为未来突然多出的可能性聊以自慰。而关于他们的故事,铺展开来是千差万别的心情,概括起来却又是几句雷同的话语,关于迷茫、选择、执念和焦虑……

被推着往前

在决定是工作还是考研的“十字路口”,王琳是被推着往前的。

“学长学姐、同学舍友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及,我们念的是一所二流大学里的三流专业,毕业后简历不太好看,可能会没有什么竞争力。”就读于省内一所普通二本学校的王琳,大一刚结束军训就开始被周围人灌输一种思想:二本学校没前途,改变命运需考研。

大三学期末的那个暑假,王琳在舍友们的撺掇下加入了考研大军。当时她所在的宿舍6个姐妹全部参加考研,班里同学的考研率能达90%以上。用王琳自己的话讲:同学们眼中的考研,就跟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那样,顺其自然也理所当然。

只是王琳到底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毕竟高考前十二年都稳居班内中游的她,想想都不太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学霸。“别人半天就能记住的东西,我可能要花一天甚至是更长时间,背诵时很难集中精力,一到自习室就容易犯困。”看不完的资料,背不完的单词,刷不完的习题,字里行间都填满了两个字——应付。

“我真的不适合学习,很多人可能也一样,只不过大家都随波逐流,都想试一试,自己万一过了呢?”王琳坦言,在学习这件事情上,能看到人类的参差。学习是需要一定天赋的,但道理谁都懂,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承认。

“我们这种随大流的方式,很多时候是在对抗内心的不安。”张静将考研的理由形容得有些文艺,在毕业生的眼里,产生“不安”的原因有很多:职业的选择、就业的压力、对未来的迷茫等等,而对张静来说,这份“不安”又增加了很多新的成分,因为她是2020年的毕业生。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短短3个月内,影响波及成千上万家公司、机构、企业,甚至小餐馆……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让很多“剑”未配妥的2020届毕业生们失去了闯荡“江湖”的勇气,考研则成了他们迷茫中唯一能抓住的稻草。

“去年7月份以后,我们的班级交流群里,一下子多出了很多考研人,大家谈论最多的也不再是找工作,而是相互分享某某名师的网课或者考研资料。”张静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一群人行走在黑暗里,辨不清去路的方向,就只好抱团取暖。

疫情打乱了很多应届生的求职规划,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曾对上海3518名2020届高校毕业生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4%的毕业生选择了“慢就业”,其中90.4%的人选择继续深造后就业,9.6%的人选择间隔一段时间再就业。

“等一等”“缓一缓”已经成了这届毕业生就业现实的一部分,当疫情加剧了社会风险,当未知让年轻人缺少了安全感,学校就成了天然的“避风港”。正如张静所解释的那样,“如今就业行情不好,但是3年以后呢?疫情总会过去的吧。”

再一次选择

“那晚我真的是被吓醒的,因为我梦到自己30岁了居然还在这家公司里。”很长一段时间,王晴都在梦里重复着同样一个情节。

王晴是青岛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文案,2018年,刚刚离开校园的她凭借着大学时累积的学生作品,顺利进入了这家规模不足30人的初创型公司,开启了为老板打工的“社畜”生涯。

“创业型公司其实门槛很低,因为他们刚起步,公司实力还比较薄弱,只要你能为公司创造KPI,他们基本上都来者不拒。”门槛低、工资高,还没有那么多“社会人”的规矩束缚,对于和这世界初相见的王晴来说,已经足够具有吸引力了。于是,她暂时抛却了北上的打算,选择留在岛城积蓄力量。

本以为自己规划好了未来,可偏偏天不遂人愿。“公司刚起步,一切还不够完善,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王晴记得,最过分的时候,一套方案推翻重来七八遍,最终却还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搁浅。

终于,公司在艰难经营一年半以后,由于资金问题,不得不开始遣散部分员工,也正是这件事让王晴彻底做好了辞职考研的打算。经过这一年多的职场经历,王晴越发明白自己内心真正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她坦言,考研正是给自己一次修改错误的机会。

“高考时挖的坑,就用考研来填上吧。”王晴认真挑选了考研寄宿基地,把自己重新搬回了校园。住六人间的宿舍、吃食堂的大锅饭、去书声朗朗的背诵室……恢复了学生身份的她每天像“打满鸡血”一样,能从早上7点一直“扑腾”到晚上12点。

考研基地里有很多同病相怜的研友,王晴与他们成立了互助小组,不同专业的研友偶尔也会在群里吐槽自己的本科专业,这让王晴多了很多综合考量的机会。重新选专业、择高校,一切慎之又慎,而关于未来的可能性也在“再次选择”之间解构又重构。

2020年4月,王晴收到了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专业的录取通知。聚集了全国大部分的4A广告公司和一线互联网公司的北京,有着丰富的地缘优势,这让王晴获得了可以进入大厂实习的机会。今年暑假,她陆续收到了来自腾讯、字节和B站的实习面试通知,热血沸腾的工作环境也不再只是想象中的情节。

“考研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在决定跨专业考研后,刘堂杰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样写道。

去年7月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的刘堂杰毅然放弃就业,跨考省内某高校的法律专业,“我对国际经贸本身也不感兴趣,大学四年就是混日子混过来的。这个专业也不太好找工作,我的很多大学同学都去做了销售。”刘堂杰表示,人生并没有多少次推倒重来的机会,高考填报志愿时的一念之差,他希望能通过考研来弥补。

如今,像王晴、刘堂杰一样,为了“找到更满意的工作”而考研的人已经成为了主流。根据中国青年网调查显示,83.64%的人选择考研的原因是“想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还有34.94%的人在考研的主要因素中选择了“就业前景”；麦可思的调研数据也显示,应届生考研的主要原因是硕士研究生就业前景好(53%)和职业发展需要(49%),另外还有17%的学生是因为就业难所以暂时读研,只有30%的学生读研是想做学术研究。

对于很多人来讲,“考研到底值不值得”,最终都变成“考研能不能帮自己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为执念而来

“大部分来这儿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对研究生的执念。”在青岛农业大学附近的一家考研寄宿基地里,刘堂杰正在准备二战。

今年二月份,第一次看到自己笔试成绩的刘堂杰险些崩溃:总分稳稳过线,但英语成绩距离国家线却还差两分。“哪怕我当时再多蒙对一道选择题呢!”仿佛被命运戏耍一般,刘堂杰花了很长时间去做心理建设,说服自己接受这种功亏一篑的挫败感。

平复好心情后,不甘心的刘堂杰决心二战,目标是中国海洋大学法律专业,他又把去年翻过的笔记重新整理了一遍,“同一个专业再来一次,总不至于还差两分吧。”

每天早上七点,刘堂杰会准时出现在背诵室,一个小马扎,一本英语书,抱头闭眼狂背单词。被挡板隔着的格子间里堆满了考研教材和红宝书,空间略狭小,却成了刘堂杰的“诗与远方”。

相较于一战,刘堂杰这次明显有了更多底气,他将主力放在了薄弱的英语环节,其他科目照常进行,学累了就去操场上打打篮球,或是找同专业的哥们儿聊会儿天,晚上不会熬夜学习到凌晨。他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也会跟周围人调侃,“一回生,两回熟嘛。”

刘堂杰所在的基地里,寄宿着大约1500名备考生,大部分备考生同刘堂杰一样,是一战失败的二战选手。起初,争强好胜的年轻人还会觉得“考研失利”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但当成百上千名相同命运的人聚在一起,同行的人多了,也就没有谁再把自己当成另类了。“我认识的一个同专业的哥们儿,都三十岁了,今年四战,非清华不上。”刘堂杰竖起了大拇指。

在刘堂杰的认知里,现下找不到比考研更重要的事情,他一直重复表示“先上岸再说,没有想其他”。“不论是一战,还是二战、N战,只要是认真动过考研这个念头的,除非是考上了,否则不太容易真正放得下。”而数据也有力地佐证了他的观点,2020年报名的377万考生中,应届生人数为180.96万,往届生人数却达到了196.04万。

“在很多人眼里,考研意味着一个可以追求更好人生的机会,并且谁都认为自己值得。”今年二战上岸的李媛媛直言,如果能用几个月的时间成本换回一辈子的学历、身份,甚至是生活和工作的改变,这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也算是一种咸鱼翻生的捷径。她更愿意用一种“赌徒”心理去解释这种考研的执念,“就像买彩票,中了,沾沾自喜；不中,你肯定还想继续购买。”

有媒体曾将这类非理性的考研动机定义为“逃避式”,在对20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关于考研的调查中发现,超七成受访者承认自己决定考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逃避”倾向,65.9%的考生表示根本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考研。

长久的焦虑

刘堂杰第一次决定考研时已经是毕业那年的夏天,再算上二战,这个后知后觉的小伙子步入社会的时间已经至少延迟了两年。

两年,放在职场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刘堂杰时常翻看朋友圈,“我做销售的大学室友,月薪已经从三千涨到了一万,前两天告诉我刚晋升了主管,婚期也定在了今年秋天。”

刘堂杰很惭愧,明明是同一起跑线,却因为一个选择,差出了事业与爱情的半边天。在基地的这段时间,刘堂杰努力把每天的消费降到最低:宿舍住相对便宜的六人间,吃饭选食堂不到15元的大锅饭,资料去某二手交易平台网购,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教材及网课,其余几乎一概不买。“我已经忘记上一次买新衣服是在什么时候了。”刘堂杰这话说得略显苦涩,可即便自己已经如此节制,还是免不了张口向家里人要钱,以渡难关。

复习累了的时候,刘堂杰会简单算一笔账:自己每个月的消费大概是1200元,加上宿舍费用,考一次研需要一万五左右,而室友半年就能赚到六万。他羡慕室友们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的大人模样,而自己迄今为止还没有正式穿过一次西装。

他也不是没有想过,如果自己二战仍然没有上岸,面临的将是一种怎样的窘境。

“大龄青年初入职场,唯一的工作经历是送过两个月外卖,对手却是一群朝气蓬勃的‘00后’……”刘堂杰常常感到焦虑,但也只能用顺好的逻辑不停麻痹自己:“考上研究生,身份就不一样了。”

前不久,离家已经半年的刘堂杰回了趟西海岸老家,父母的关心无微不至,累不累,饿不饿,学习的进展如何,压力大不大,钱还够不够花……这些关心传到刘堂杰耳朵里,反而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觉得自己特别不孝顺,父母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居然还让他们操心,还跟他们要钱。”

除了父母方面的压力,邻里间那些微妙的磁场变化也能触动刘堂杰纤细敏感的神经。在一次闲谈中,邻居无意间问起刘堂杰的工作情况,父母努力地向他们解释儿子一战考研只差两分,还想继续考,结果还是得到了邻居的无情拆穿:“那就是没考上,也没工作。”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刘堂杰在一旁憋得难受,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只能躲在父母身后一声不吭地生着闷气,却又觉得自己好像没资格生气,“当你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失败者时,会觉得全世界都看不起你,单是这一点还好,最怕的是别人也将这种目光投向你的父母。”

不只是刘堂杰,就连今年上岸的李媛媛也表示,“二战考研族”拥有比“一战考研族”更多现实的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源自于身份的尴尬,因为你既不是在校生,又不算社会人,两头的优势都占不到。”

所以,越来越多渴望同伴的“二战考研族”选择一头扎进考研寄宿机构里,像躲进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刘堂杰说,在这里思绪可以获得短暂的抽离,当跳离出这些现实的焦虑,就又能够去幻想:等我考上研究生,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文中王琳、王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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