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百年中国新诗之观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在《陇东报》工作时曾担任关陇文化学会常务理事，与庆阳和宝鸡的文化学者做过一些追根溯源的研究工作。 2002年，在参与策划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时，我为庆阳提出了“《诗经》的故乡”这样一个概念。 2016年，在编撰《地球上黄土最厚的地方——庆阳旅游资源大观》一书时，我又提出了一个“中国诗歌的源头”旅游口号。这些认识和主张，是基于《诗经》里一首名为《七月》的诗。在《诗经》“豳风”里，这首《七月》年代最久、篇幅最长，而且写的就是我们关陇这一块地方的农事。

我十分高兴自己以 35年的诗歌写作参与了现代百年新诗的艺术实践。这一时间竟然占到现代百年新诗的三分之一。在现代百年新诗的历程中，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实践者，但是 35年的创作经历是我人生意义的全部，所以我十分珍惜这一漫长而又美好的诗歌时光。

现代百年新诗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在感谢新诗赐予我人生机遇和荣耀的同时，我想说的是，我从新诗所获得的福祉，正好也证明了中国新诗所具备的精神能量和文化魅力。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因为新诗而拥有了人生，曾经或当下的诗人哪一位不是因为新诗而有了一个文化身份呢。

因为新诗在我的身上产生了实用意义，而我又是一个很固执的现实主义者。我的叙事和抒情可能最为真实可信。我是个一辈子都在写乡愁的人，并力图为乡愁作以诗歌的注释和命名。“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这一看法。守在故乡，我希望摸清自己的来路，同时企图瞭望自己的去路。

新诗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无限自由的精神世界。自由的新诗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先锋精神让我们受益匪浅。它不仅给予我们书写的自由，更是给予我们心灵的自由。一百年的实践证明，一种没有固定格式的诗歌可能更适合现代人的表达。而且，与传统诗歌相比，鲜活的新诗更能走向未来。总之，新诗造就了中国的新诗人。

现代中国新诗有着两次较大规模的“放足”革命。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诗将中国诗人从“三寸金莲”似的旧体诗中解放出来；一次是新时期文学复兴时期，新诗将中国诗人从“三寸金莲”似的政治禁锢中解放出来。这两次诗歌革命，使中国新诗人迈出了烂漫的脚步。进入新时期，泱泱诗歌古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即使是甘肃这样的封闭省份也因此而成为诗歌的前沿重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甘肃对中国新诗有两个重要贡献。其一，因为《当代文艺思潮》刊发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一文，甘肃成为新时期三个崛起论者的发声地；其二，因为《飞天》创意推出“大学生诗苑”栏目，甘肃成为后来引领中国新诗潮流的全国大学生诗歌的策源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在陇东撂下锄头开始写诗。

除了甘肃，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所在的中国西北地区，整体对新诗也有着诗歌精神和诗歌文本的巨大贡献——这就是曾经与大学生诗歌一起在新时期流行一时的西部诗。这个时期的西部诗曾被称为“边塞诗”，这是个不恰当的命名，因为此时“边塞”已经不复存在，以上五省区诗歌现场出产的所谓的“边塞诗”也就不存在，而将其称为“西部诗”较为恰当。因为拥有唐祈、昌耀等优秀的西部诗人，西部诗在现代百年中国新诗中应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同时兼具大学生诗歌理想和西部诗歌精神的海子，同样是现代百年新诗的财富和骄傲。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为什么提出“现代百年新诗”这一概念。“百年新诗”这一概念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百年、所谓新诗，无非是说它是一百年前的“舶来品”。对于中国新诗的“舶来”之说，我不完全赞同。事实是，在中华传统诗歌文化中，自由体诗歌一直存在，只是没有成为主流未能登上大雅之堂罢了。比如《诗经》里的大部分诗篇，格式就十分自由。曾经广泛流传的北魏陇东人胡太后的《杨花词》，就是一首无拘束的自由体诗歌。所以说，百年新诗一直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因为不可拆解的语言文字、悠久的文化记忆和独特的民族情感，中国新诗其实一直深深扎根于几千年中华传统诗歌文化的土壤中，而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勇敢地借助强势的西方文化之名重拾了一种自由的诗歌精神而已。所以，对“百年新诗”这一概念，我们必须作以纠正，称之“现代百年中国新诗”可能更为合适。

（高凯：当代著名乡土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甘肃省文学院院长、甘肃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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