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后儒释道的融合发展

赵焰

儒释道在中国的融合，突出的表现，其实是在宋朝。中唐之时，儒学在韩愈等人的倡导下，满血复活。对于后来的理学来说，“古文运动”成了开风气先。到了宋朝，社会稳定，文化振兴，读书人更以儒家学说体系化为己任。儒家学说如何拓展？也学佛教向形而上走，把儒学跟“天”和“道”结合起来。不过不是悟佛学解脱之“道”，而是悟人生之“道”。这一个体系架构得很大，理学的建立，拓展了儒学的深度、宽度和厚度。

学术文章有“唐宋八大家”之说，“八大家”中，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余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都是宋代的。这些“大家”不仅是文章高手，更是儒家思想的阐述者和表达者。除了这些人外，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以及南宋的朱熹等，无不经天纬地，学问之深，哲思之幽远，气度之浩瀚，前无古人，后难来者。说这些人是“大儒”，其实是不准确的，真实的定义是“理学”，就是自以为打通了儒释道的学问。

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唐末五代以来的政治、社会、思想、人心有关，宋代大儒不满唐末五代以来的乱局，试图对乱局提出解方。宋明理学，带有解方的某些药性，却不影响那一套思想后来成为跨越时空的思想资源。儒家与佛家的融合，像是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习武者与铜人的对抗：儒家是习武者，佛家则是铜人。通过与佛教的开练，儒家成了新招式——新儒学，也就是理学。

宋朝理学家之中，各人主张不尽相同：“二程”，也就是程颐、程颢所做的，受佛教影响大，他们的理学，偏向佛教，理论核心是“天理”，认为“理”是万物的统治者，不仅包含了自然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也包含了人伦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

周敦颐、邵雍呢，学说主张往道家那边偏。说他们是“儒”，不如说他们是“道”，继承和发展的，其实是道家的那些东西，偏重于玄妙之学和“怪力乱神”。道家自以为知道天地的秘密，自以为通“神”，想做天地的代言人。卜筮之学源头还是巫术，有时候鬼神附体，乱七八糟地说了一些东西，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什么，都是别人借他口说的。周敦颐和邵雍所做的，就是如此。

宋儒最成功之处，也可能是最不成功之处，就是将儒家思想演化成一套形而上学。无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也好，还是后来的朱熹也好，主要贡献都在形而上学领域。朱熹认为，忽视了形而上学理论是造成悲剧的致命错误。朱熹的理论体系是发展了“理”和“气”这一对概念，“理”指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永恒不变的非物质性原则，它赋予万事万物以形。“气”是物质性力量，它使万事万物呈现千差万别的实际面貌。第三个概念是“道”，它是一种充盈于天地万物之中的内在原则，并不神秘，却与人本身、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全体以及整个宇宙息息相关。对于朱熹学派来说，最重要的便是认知“道”，不懈地循“道”而行，使自己更为高尚，让“道”流行于天地之间。

儒学变成理学，走的是儒学宗教化的路。儒学宗教化，有好处，宗教情怀会导致对人类的大关怀。现代人文思想关注民生这一块，就是从宗教中生发出来的。

朱熹的哲学系统，跟后来康德的有些相似。朱子唯心论做得不比康德差，体系不是一般的博大，也不是一般的严密。可是朱子唯心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制度化”，后来被明王朝“盗用”，变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制度化”了，走向高峰的同时，也会慢慢跌入低谷。制度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弱点被无限放大，又带来教条、僵化和腐朽。

学说和思想更像是植物，长在泥土中，可以不断地生长，不断完善；如果你把它砍伐下来，盖成房子，它就没有新鲜血液进入了，没办法生长了，没办法完善了，就会死掉了。

儒家接佛家的招，练成了新儒学；佛家呢，接儒家以及东方文化的招，练成了禅宗一派。禅宗从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佛学，是突破佛教樊篱的教派，更倾向于东方思维方式；是印度的种子，在东方土地上长成的树。禅宗不注重佛经教义，也不注重苦行僧般的执著，而是注重内部的修炼和整理，强调心性的冶炼。以禅宗看来，文心要雕龙，人心也要雕龙。无论是茶道也好，花道也好，都是禅宗思想的渗透。

禅宗经常用猴子捞月为喻：猴子每一次捕捉，不仅没有捞到月亮，反而把本来清晰的月影搞得迷乱。禅宗以为：肉体犹如水晶器皿，映射伟大存在的彩虹；心灵就像一座清澈见底的大湖，反射出湖上飘过的云彩。风吹湖面，波澜壮阔，都是幻相；至于真相，是原始的平静，需在纯净和本真状态下才能获得。

禅宗六组慧能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对真谛的最好看法。这一首诗为什么高妙？是因为系明白人所写，只有明白人，才能懂得明白处。

禅宗有“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之典故，都是禅宗的机锋。什么是机锋？就是言语和文字无法表达，得用另外的表达方式让人明白。禅宗难以表达，其实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语言无力了，话语用不上了，得打开身心来体悟。

禅也有局限，有小气之嫌。把禅跟贝多芬的交响曲相比，同是悟彻，贝多芬是从痛苦中来，有力量，大悲大慈大欢乐，比如他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有大崇高、大悲苦、大欢乐，如登泰山，一览天下小。相比之下，禅宗像是玩了小聪明，无崇高，如清风明月般小情小调，是笨人逼出了灵感，继而自得。

大悟出之后怎么样？还得活着，还得生存，一如既往——开悟之前，挑水劈柴；开悟之后，挑水劈柴。

禅宗如此方式，必有弱点。弱点在哪里呢？在于飘忽不定，无法用文字和语言理性表达。一种思想，如果用语言和文字无法固定，就很难传达，也很易变形。禅宗始终难以走出僧侣与学者的“小圈子”，无法像儒家一样深入民间。

禅宗、理学之后，中国文化得到了巨大补充，主流并不由儒学“单骑突进”了，而是招兵买马借纳了很多，也拓展了很多。中国文化变得深奥了，不再是完全的“心灵鸡汤”，也变得复杂了，博大了，有体系了，佛释道的成分都融入了进来。拓展自然是好事，中国文化的智力和慧力进了很大一步。

宋朝之后是元朝，元朝是外来民族的根基。蒙古人统治中国九十年，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朱家人统领汉人赶走蒙古人之后，明朝从文化上，实际上是宋朝的延续。明代一直寻宋朝的“根”，先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然后，又是文化上。明初受礼教和严酷政治困扰，社会如冬眠。明中期之后，突然醒悟过来，有黄宗羲所谓“天崩地解”之感。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同属理学，只是视角向内，更注重内观。王阳明的“心学”，像打开了一个“阀口”，让中国知识人更注重于内心，激发了很多主观的潜能，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活力，也注入了自由的成分。

王阳明“点心成金”，让宋明理学复活，也使得儒学重新找回了自信，也找回了在“三原色”中的主流地位。

理学失势，纲常松懈，心学既出，人性觉悟。人们开始追求人的正常生活，追求个性解决，许多知识人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书斋之中，也开始心厌官场，走向气象万千的社会，将自己融入天地自然世俗生活之中。

晚明诸多文人，深谙儒释道，也能将儒释道化开。那一段时间的“高人”很多，“妙人”也很多。文人们打通儒释道，妙人们精通诗书画，人生有弃伦理化趋自由化艺术化的势头。江南商业的繁荣，使得江南知识人身心更能得到释放，至情至性，活得轻松，活得滋润。

儒释道融合，从大处说，还是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决定政治观、艺术观、爱情观。晚明文人的身上，还有很多现代性——既要物质，又要精神；既要超越，又要享乐。人的意识觉醒，不再执著宏大的“家国天下”命题，而是把人的物质需求摆在第一位，回归“食色性也”本来，闲适情趣中不仅有精神追求，还有吃喝玩乐，对美食、美色的嗜好，对爱情的向往等等。

那一段文人也颇多佳话：冒襄与董小宛、钱谦益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活色生香的爱情故事说明什么？还是人意识的觉醒的问题。自由和享乐，成为社会的新主题。

知识人是社会的先进分子，先进分子先醒来，才有普罗大众醒来，社会随之醒来。晚明知识人的行为，是观念上的“开天辟地”。

冬眠之后醒来，一般都有飞翔的愿望。明中期之后知识人普遍好游，可见一斑——比起前代来，晚明文人不只是一般的融入山水，而是好游成癖，与山水耳鬓厮磨，肌肤相亲。袁中道在《珂雪斋集》中，自得地把自己的好游比作病态：“天下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于山水。予少时知好之，然分于杂嗜，未笃也。四十之后始好之成癖。”袁宏道刚辞吴县令，即“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吴，山行殆二千余里”。

山水之好，绝非明代所特有，可是晚明知识人的山水之好，有冲破程朱理学的堤防，对自由的向往的趋势；也有追求正常生活为人伦大事，摒弃假道学空谈性命的趋势。有了这种自由精神，有对于外界事物的兴趣，明代知识人才会对人文社会有细密的观察，并把社会风俗当成研究记录的物件，将如画的自然景色和社会的风俗融会在一起，在旅游的同时注意到人文世界。

山水与人心相映，使文人们得到了自觉的提升。明朝人游记写得特别好，公安派、竟陵派等，自然无隔，摇曳生辉。还有两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更值得一提：一是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二是王士性的《广志绎》。还有屠隆的《舆图要略》以及顾炎武的《方舆纪要》，都是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书籍。袁宏道、张岱们是心在审美，走的是人文的路；徐霞客们呢，走的是求知的路，偏向于科学和理性。

不管是哪条路，如果没有明中期之后自由的环境，不管是人文意义上的游历，还是科学意义上的游历，都是很难付诸于行动的。中国文化能将目光从那些佶屈聱牙的死书中转移开来，更多地接触到山水自然与社会，已是很大的进步了。这其中，“心”的觉醒，以及由此散开的力量，是值得注意的。

身心自由放松下，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观察，肯定更直接，更有见地。比如屠隆，即在书中写道：

大抵西北风土硕厚，其人物敦大而淳朴；东南风土清弱，其人物韶秀而轻俊，此其大略也。秦晋雄险，其人壮悍（山陕）；燕赵疆大，其人慷慨（北直隶）；齐鲁庞厚，其人椎朴（山东）；河洛中土，其人冲和（河南）；巴蜀险阻，其人峭利（四川）；江淮澎湃，其人儁标（南直隶）；徐沛战场，其人刚猛；荆楚广腴，其人迅快（湖广）；三吴秀润，其人华浮；越国吴风，其人近靡（浙江）；豫章瘠土，其人俭陋（江西）；七闽饶沃，其人腻柔（福建）；交广炎州，其人漫散（两广）；滇南辽远，其人闲适（云南）；贵竹僻绝，其人质野（贵州）。

如此见识，鲜活灵动，觉发于心，跟中国文化人自省意识慢慢强烈，以及实践观察细致实际有关。晚明时期，儒释道融合，知识人有所超越，不再像以往那样执著概念与观念，束缚于道德，重视直觉，讲究“从心而发”，知识体系变活，人们认知，有变得自由、长高长大之势。晚明“儒释道”的交融，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融合的最后高峰。

满人统治中国后，制度严苛，思想禁锢，基本实行愚民政策。不仅民间自由意志遭到扼杀，儒释道本身，也遭打压，读书人被赶进了书斋，以鱼虫之学耗费光阴。清朝难得儒释道融合的代表人物，少高人，无妙人。群体意识寡淡刻板，无趣肃然，官僚文化、奴才文化盛行其道。文化造诣，总体上不值一提。

中国儒释道，到了清朝，一时“寿终正寝”——没有了理性和清明，儒家精神不再；没有了自由，道家精神不再；没有了慈悲，佛家精神不再。之后，国门打开，西方文化进入，各色光怪陆离，让中国人应接不暇。以中国人的文化理想，本以为“儒释道”相融天下无敌，进退自如，没想到外部世界别有洞天——由俗世精神和基督教结合的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进取心，以及突出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先是基督教大面积传入，其后，资本主义、宪政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各种现代派思潮、存在主义林林总总，让中国人目不暇接。中国面临西方文化的激荡冲击，又开始在波澜壮阔中，开始新的一轮融合。

国门打开，儒释道猝不及防，如武林大师遭遇打上门来的挑战者，虽是绝世高手，一时遇见生猛后生，也会手忙脚乱。如何调整自己的节奏，如何调心运息，防止攻城拔寨，自然成为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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