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与“士大夫精神”

赵焰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流传的笑话，主角大都是宋国人。韩非子写“守株待兔”，孟子写“拔苗助长”，故事中愚蠢的农夫，都是宋人。列子所述“野人献曝”，说是宋国有个贫苦农民，不知道天下有高大舒适温暖的住房，也不知道有丝棉、狐皮之类的衣服，冬天的时候，太阳出来了，他在地里干活，感到特别满足。于是他心念一动，觉得应该把这个“劳动创造温暖”的发现献给国君，以得到奖赏。这一个主角，也是宋人。

时人为什么喜欢笑话宋人？因为宋是“殷商之国”，是原来商朝人的后裔。周建立之后，实施仁义，不仅分封亲戚和功臣，还把前朝的贵族集中在一起，分封成一个国，就是宋国。宋国国力不强、文化却很盛，有很多知识人——孔子的祖先就是宋国人，墨子、庄子也是宋国人，老子是楚地，却离宋国很近。

周分封前朝，后来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也有表现。《封神演义》写姜子牙帮周武王建国，成功后奉三教领袖之名封神，不仅仅封自己的死难战友，也分封了为商纣王卖命而死的商朝大将，对失败者一视同仁。三百六十五个阵亡人员，不论敌我，都得到了神职。从这一点看，《封神演义》写作者，颇得周礼精髓，有仁义之风，更有难得的宗教情怀。

周朝实行仁义，让宋人感恩戴德，对于道德，有更高的自觉要求。又由于有文化，有道德，宋人不可避免地故作清高故作姿态。其他地方的人看着不爽，宋人遭人取笑，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跟宋国相似的，还有鲁国。鲁人是周公旦的后代，周公旦退隐之后，分封在山东半岛一带。周公旦高风亮节，推行仁义，鲁国自然成为“礼仪之邦”。孔子念念不忘“礼”，应该是继承鲁国的传统。因为道德自律要求过高，过于讲究礼仪和规矩，鲁人也跟宋人一样，经常遭到他国人的取笑。

宋襄公的故事，见于《韩非子》：说是“秦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带领着宋国军队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水而来。有人向宋襄公建议道：“楚国的人马多，应该趁他们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那样楚军必胜。”宋襄公回答道：“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人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

等楚国的军队全部渡过河，又列好阵型后。宋襄公号令进攻，可是他的人马少，楚军又做好准备了，宋军以寡敌众，大败而逃。宋襄公受了伤，第二年就死去了。

宋襄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重视荣誉、重视君子之道，以为生命是短暂的，道德是至上的，做事要光明磊落，不能以卑贱的行为玷污自己高贵的血统。这种极其讲究原则，不以成败为标准的行为准则，实际上是一种偏执的“君子之道”。

周之后，社会奉行“以礼治国”，奉行“君子之道”，即使是打仗，也要遵守“道德”。当时人心纯朴和高古，原则性很强，不会变通。战斗多以车战为主，一般先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约好时间到达，双方列好队伍，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进行厮杀。如此战斗方式，更像是体育比赛，秩序和规则必须遵守，很少有投机取巧的。

直到《孙子兵法》出现，人们才知晓兵道可以诡谲，这才慢慢接受了“兵不厌诈”。“兵不厌诈”说明什么？说明人们已不重视荣誉，只求结果，开始认可一些非常手段了。

宋襄公这样做，不是偶然——早年的时候，父亲宋桓公病重，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宋襄公是当仁不让的继位者。可是宋襄公一再向父亲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给庶兄目夷，理由是：“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厚。”目夷呢，也很仁厚，听到宋襄公如此让贤，干脆逃到邻国找不到人影。宋襄公没有办法，只好当上国君——从宋襄公一贯的行为可以认定：这个人并不是“伪君子”，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君子”。

与宋襄公一样坚守君子之道的，还有子路。子路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只比孔子小几岁，能文能武，为人真挚。子路晚年在卫国当官，遭遇兵变，很多人围攻他。子路以一敌多，岌岌可危，身上受了伤，帽子也被打歪了。危难之际，子路想起了老师孔子的教导，为了不失于“礼”，放下手中的武器，双手扶正头顶上的帽子，结果被冲上来的敌人一下子砍倒。

子路因“礼”而惨死，同样面临宋襄公似的话题：当“君子之道”遭遇“小人之道”，君子应该怎么办？若行君子之道，君子会吃亏；若行小人之道，道德会下行。君子何去何从，这是春秋之际的“哈姆雷特似的问题”。

跟宋襄公和子路一样选择“古风”的，还有“二桃杀三士”的三个“士”。现在看来，这三个“士”也是为了荣誉义不容辞赴死。“士可杀而不可辱”，是幽幽古风；“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也是幽幽古风。

宋襄公为什么会失败？子路为什么会惨死？孔子为什么会落寞？说到底，还是一个“君子之道”江河日下的问题。“君子”看起来属性高蹈，其实却是最脆弱的，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对等——君子凛凛，不及小人戚戚，一旦君子和小人较量，胜负的天平，肯定倾向于小人那一方。为什么？因为不遵守规则回旋余地更大，更游刃有余。从世俗功利的角度来看，与“小人”相比，君子道貌岸然，既吃不开，又丢性命，何必去学君子呢？君子不行，自然小人遍地，“君子之道”式微，也是没办法的事。

当道德要求变得吃力不讨好的时候，这一个标尺会让人敬而远之。人们会懒得去跨越，或者干脆从标尺下钻过去。

战国时代，自周起的礼制，慢慢实行不下去了。为什么？礼制的标准太高，君子之道，管得了君子，管不了小人，吃亏的，都是老老实实的君子。另一方面，随着铁器的使用，生产和工商业的进步，社会变得越来越实际，人们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灵活。以恪守敦厚、诚实、守信为要旨的君子之风，慢慢变得吃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贵族慢慢式微，用俗世精神武装的平民轻装上阵，运用常识和智慧，开始抗礼王侯。贵族精神就像破落的旗帜，在世俗精神和实用主义的大风面前，难以矗立，转而一败涂地、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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