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管尚未到位,提减税意义不大” 上海财大教授范子英解读中国财税改革逻辑

12月10日,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做客第147期齐鲁大讲坛。特朗普税改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中国的宏观税负真的全球靠前?10日,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做客齐鲁大讲坛,通过回顾上世纪90年代的税改、解读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深入浅出地勾勒了中国财税改革的逻辑。

文/片本报记者高寒

中美两国税制不同

中国不能盲目跟进

提到财税制度,离不开近期美国的特朗普税改。范子英教授就从这个话题切入,从中美两国在税收制度方面的一些不同,来讨论中国是否有必要紧跟美国的减税步伐。

范子英认为,美国的这轮减税,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降到20%,下降幅度非常大。同时,海外利润汇回,以前是征收35%的税,现在是10%。“美国税改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重振实业。其实在2007年前,中国的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也有优惠,美国今天其实是在学我们。”

至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范子英认为肯定有,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一定要跟进,因为中美两国在税收制度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范子英说,此次美国税改涉及的主要是企业税,而企业税在美国全国财政收入的占比,仅有7%左右。与之相比,占大头的其实是个人所得税、社保税等。“也就是说,此次税改对美国财政造成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而中国则完全不同。2015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政府收入的6.7%,企业所得税占到22%。同时,中国有90%的税收来源于企业部门。“曹德旺等企业家说税负重,其实指的企业税负重,而不是宏观税负(政府收入与GDP之比)。”范子英认为,一方面如果中国跟随美国进行减税,其对财政的影响一定会大大超过美国税改对美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使减税,用处也不是很大”。

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先要明确事权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还得从中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始说起。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就尤为重要。“两方的事权,也就是要干的事情、要花的钱要分清。而财权,也就是可以拿到的钱,也要分清。”

在财权分配这一方面,中国在1994年之前和现在完全不同。“当时国内采取的是‘承包制\’,就是中央每年给各个省下任务,每个省交够了这些钱,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范子英说,这样的税制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钱少地方钱多。“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最低到了22%,而现在是一半左右。”也正因如此,1994年中国开始了分税制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的框架是比较完整的,我们有中央税,有共享税,还有完整的地方税收的体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部分政策的变化,有些问题也体现了出来。”范子英介绍,1994年后,财权迅速向中央集中,但事权却一直在下放。“中央拿到了钱,地方政府要干85%的事情,却只拿到了一半的钱。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把钱给地方,这就产生了每年巨额的转移支付。”

范子英认为,目前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整体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分税制。据此,范子英提出了三个小方向:一是明确事权,就是把中央和地方要做的事情搞清楚。二是完善税制,完善地方税体系,并进行间接税-直接税改革。三是充分划分收入。

范子英说,我国目前在强化税收征管方面还大有潜力。“有数据说,美国企业的征收率能到九成,而中国仅在五成左右。比如我们去餐馆吃饭,老板说不开票就给可乐,也间接说明征管尚未到位。”范子英认为,在征管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就谈减税,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目前所得税缴纳较多的企业,往往是大型资源型能源型企业,此时减税,对中小企业没意义,反倒会让不差钱的大企业得利。”范子英教授说。

据悉,本期齐鲁大讲坛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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