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在孔氏族人中对孔子之说贡献最大

5月17日，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王志民带来《中庸》解读第二讲——《子思与中庸》。王志民从孔子与子思、孟子与子思、子思与《中庸》三个方面，对子思的生平历程、家庭师承、周游列国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对思孟学派与《中庸》内容作了系统的论述。

子思与《中庸》在儒学史上争议大

子思与中庸的研究，是中国文化史、中国儒学史上最重要的重点学术问题之一。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在所知道的历史人物里面，与孔子血缘最近，对孔子之说贡献最大的孔氏族人里面，子思为第一人。

按照韩愈及宋儒道统说，“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由孔子到孟子，是孔学和先秦儒学发展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先秦孔、孟分别为至、亚圣，但二人相距百年。期间，孔门虽曾有弟子三千，儒分为八，却是经历儒学发展的低潮时期，即《史记·儒林列传》所云：“天下并争于战国，儒学既黜焉”；《文心雕龙·时序》：“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鱕，百家飙骇”。子思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是个重要的关键人物。因而，子思研究是个重点。

宋代以后，一千余年间“四书”成为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最受重视的儒家经典之经典，后人号称为中国人的“圣经”。《中庸》为四书之一，备受关注。本书虽只有数千字，却是历代研究、传播、阐释的重点，著作汗牛充栋，典籍少提及。

子思与《中庸》相关资料最少，问题最多，是儒学史上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一是资料少，《史记》未列传，《论语》未提及，《孟子》虽有五处提到子思，但先秦诸子著作中很少提及，可用资料很少。二是，有关子思的传世材料，向来多被称为“伪书”，有人或弃之不用，有人用而存疑，也成为儒学史上争议最大、问题最多的问题之一。因而，关于子思生平、事迹、思想、学派及著述及《中庸》的相关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存在争议。

随着近几十年来考古事业的巨大成就，特别是郭店竹简的发现和公诸于世，子思及相关问题又成为最受关注的学术热点之一。所以对有些问题，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谈出结论。事实上，有好多问题都还在争论，有待新材料的挖掘和发现，不可能现在就说出哪个说法是正确的，是定论。

子思好学幼承祖训

《孔丛子·记问》：“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这些故事都能说明，子思传承孔子之学，从启蒙时代就奠定了良好基础。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这说明子思的少年时代，孔子众多弟子尚在。孔子去世后，弟子守墓三年，其中子贡守六年。子思的少年时代是与孔子自弟子一起度过的，有部分弟子一直未曾离去。所以，子思得力于孔子本人和他的著名弟子的教育、熏染、培养是可以肯定的，子思养成了好学的习惯。

刘向的《说苑·建本》记载，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吾尝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吾尝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这说明他对学习的认识和好学精神。子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所以致其材也；砺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何请？” 这充分说明，子思自幼好学，专注于经典的学习，不仅是好学者，也是善学者，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培育，这对子思成就大儒的事业关系极大。

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

是思孟学派的支柱

思孟学派的构成，历来是有争议的。《荀子·非十二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实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从《韩非子》，一是子思、孟子各成一派，二是各派被认为“取舍相反不同”，所以有人对历史上是否有思孟学派提出质疑。但我们认为，这并不能否定为思孟学派，二者前后相承，孟氏派对子思派的创新、发展，正是构成思孟学派的两个主干。

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是共同组成思孟学派的两个支柱。前有以子思为代表的子思之儒，后有以孟子为代表的孟氏之儒，两个学派共同构成了思孟学派的主体。前者是主导，后者是发展、创新，将儒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被鉴定为战国中期的作品。自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正式公布以来，子思及其思孟学派研究成为长达十余年的热点。国内外召开了几十次研讨会，发表了近千篇相关论文，出版了数十部研究专著或论文集。郭店竹简的出土，空前丰富了思孟学派的文献和理论。

李学勤等专家认为，《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六篇都与子思有关，可称之为《子思子》，并认为这些儒书都与子思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可说是代表了子思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链环。陈来先生有文章《<五行>经说分别为子思、孟子所作论》专题论证提出：“《五行》篇经部为子思作，说部为孟子作”“顺理成章地坐实‘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郭店竹简中比较公认的六篇“子思之作”《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其中《缁衣》与今本《礼记》相较，有众多不同，可视为两种。

《中庸》文章分上下两部分

《中庸》非出一人之手，从文体的特点看，是一种多文体的杂合之作。在内容上，除第一章被认为是全书的前言和总纲外，则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为“经”，下篇为“传”。也就是说，《诸子通考》的第一、二部分，第2至19章，为“经”，是子思所作，其余部分为“传”，是弟子及后学所作。

上部分又分两段。在内容上，主要围绕“中庸”展开论说。中庸，是孔子认为极高、极重的道德观念。曾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但孔子并未进一步阐述，所以子思刻意编集孔子阐发中庸之言论。

第2至11章，以记孔子之言为主，为语录体，与《论语》相似。除第二章称“仲尼曰”，以下各章记孔子之言都标注“子曰”。在内容上，主要围绕“中庸”展开论说。朱熹称这部分“皆论中庸”，来阐明以实践为主的人道通过“致中和”的用“中”之道，以与性及天道相通、相合，以修成“修道之为教”的成果。

也就是12至19章，16章除外，仍是语录体。在形式上，则较前加以申说、扩展，而且每章必引《诗》。跟《礼记》中定为子思之作的《缁衣》《坊记》《表记》相似。在内容上，则分别从道不远人、夫妇之道、素位正己、在乎忠恕、继志述事等方面，提出从注重“庸德、庸言”的“修身之道”，来进入“修道以仁”的核心部分。并以舜的大孝、大德之“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和武王、周公之“达孝”的礼的教化，来实现“中庸之道”的目标。

下部分是第20至33章。可分三段，内容主要围绕“诚”展开论说。第一段是第20章，其中大部分是以“哀公问政”开头的长篇论说。在内容上，主要讲为政当以修身为本。重点则放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达道”和仁、智、勇“三达德”实践上。提出治国的核心思想，“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和治国的九大方略，“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20章的后半部分，为纯议论文。阐发“诚”之要义和获取“诚”之要目。“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第二段是第21至26章，为纯议论文，往往后尾部加《诗》云、《诗》曰，内容以论“诚”为主。论诚明，论明诚，论至诚之道，提出了圣贤所示人德之方，“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第三段是第27至33章，主要以赞美之词，赞圣人之道，赞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赞至诚之德，赞君子之行。

朱子《中庸章句》评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只有了解了《中庸》结构内容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子思的学术渊源和传承，以及《中庸》文本的创作时代背景。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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