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行当 在宋朝开始兴旺

讼师祖师爷邓析遭遇被杀的悲惨下场，预示着这一行当发展的艰巨性。在此后的朝代里，讼师仍处于非法地位，不为统治者接受，甚至被法律明文禁止。唐律规定：“诸为人做辞牒，加增其状，不知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诸教令人告，事虚应反坐，得实应赏，皆以告者为首，教令为从。”

进入宋朝后，经济、文化、科技都站在世界的顶点，商品经济进入萌芽状态，社会较为富庶，由此导致社会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利益的不均衡，让各种民事纠纷日益增多。讼师从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在宋朝的史料中，处处可见“兴讼”“健讼”“嚣讼”等词语。

经济发展思想活泛

促进了讼师行当的兴旺

经济因素是导致宋朝讼师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上。

宋朝顺应历史潮流，实施了比较彻底的地主所有制，施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允许土地买卖。

土地买卖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生产关系的改变。过去还依附着地主的佃农们，可以与地主自由约定地租的期限和额度。

稍微富裕一点的佃农，可以通过买地成为自耕农。自耕农积累一定的财富后，又可以通过买地成为中小地主。

土地买卖交易频繁增加，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和纠纷。为维护自身权益，老百姓只有通过打官司来获得公平。

南宋时，工商业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认为，富商为州县之本。

叶适说：“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也略相当矣。”

在商业活动中，正如土地交易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民事纠纷和矛盾。

虽然朝廷重视普及法律，但对最广大的普通百姓来说，晦涩难懂的法律知识仍是“天书”。而官府一直推行儒家的“非讼”主张，不可能为老百姓提供太多的法律帮助，这导致纠纷双方难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百姓只能依靠熟知司法程序、谙熟诉讼技巧的讼师来帮忙。

宋朝讼师兴盛的另一个因素，是事功学派思想的出现，促进了民间开始寻求主动诉讼。

事功学派是在南宋兴起的学派，源于王安石“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用思想，与理学相抗衡。

这导致了民间为争利而好讼，也间接促使了讼师行业的兴起。

民性愎戾而好讼斗

宋朝最喜欢打官司的是江西人

宋朝时，最喜欢打官司的是江西人，被称为“讼风最甚”。

晚唐时，江西就出现一句民谚：“筠袁赣吉，脑后插笔。”

意思是说，筠州（今江西高安市）、袁州（今江西宜春市）、赣州（今江西赣州市）、吉州（今江西吉安市）这4个地方的讼师很多。脑后插笔，是对讼师的形象描述，基本上成为一种符号了。

江西的“讼风”还影响扩散到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河南、山东等地。

《宋史·地理志》中说：“（山东）登、莱、高密负海之北，楚商兼凑，民性愎戾而好讼斗。”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说：“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邓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邓思贤，在沈括笔下似乎是当时的江西人，但完全有可能是指讼师的祖师爷、春秋末期的郑国人邓析，宋朝时的讼师借用邓析的名义写了一本讼师教科书《邓思贤》。

这本书把在打官司中如何起诉、如何对答、如何辩驳等说得非常详细。

清朝人诸晦香在《明斋小识》中说，当时江西乡村的私塾老师，大多用诉状教儿童识字。

有人甚至开设“讼学”学校培养讼师，主要课程是教人如何写诉状、如何在公堂上答辩、如何钻法律的空子，手法刁钻古怪，关键是手法很专业。

而且，在课堂上，还进行模拟教学，当堂对答，有正方和反方，你怎么问，我怎么答，就像现在的辩论赛。

官府对这类学校非常头疼，不断进行打击、禁止，但最终仍是禁而不止，因为当讼师的好处太诱惑人了！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特别鸣谢：刘德忠先生，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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