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认同到国家认同 旅京山东人在﹃五四﹄时期的活动影响深远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东主权问题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旅京山东人响应家乡民众的呼声，为维护山东主权利益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活动。旅京山东人利用在京军政界鲁籍人员的同乡关系，向全国和北洋政府高层传达山东民众的呼声。五四运动爆发后，旅京山东人又积极声援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继续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旅京山东人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活动，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爱国运动的发展，而且由于与北洋政府高层建立了有效沟通，在一定程度上使五四运动在全部过程中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为北洋政府最终顺应民意，拒绝妥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14年，日本利用对德国作战，占领了青岛，并控制了胶济铁路，使山东全省处于日本侵略的威胁之下。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会，解决青岛问题被提到了议程。山东各地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向北洋政府呼吁收回山东主权，拒绝日本继承德国对青岛的“租借权”。近代北京是山东人向外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大批山东人活跃在北京的社会各界。当家乡民众掀起反对日本侵略山东的运动时，旅京山东人立即响应，利用北京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特殊地理空间，向北洋政府传达山东民众的呼声，阻止外交妥协。

当时北京的军政界有许多人系鲁籍人员，如直系将领吴佩孚和北京军警督察长马龙标。国会有多名鲁籍议员，如王讷、潘复和艾庆镛等。马龙标本人还被推举为旅京山东同乡会会长。这些军政界中的鲁籍人员成为旅京山东人争取的对象。旅京山东人素来有较强的同乡意识，当家乡的安危问题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时，旅京山东人利用同乡意识来争取北京军政界中鲁籍人员对爱国运动的支持，进而实现与北洋政府的有效沟通。

日本政府拒绝将青岛归还中国，并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还要求撤换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迫于日本的压力，北洋政府于2月4日召开内阁会议，准备向日本妥协。消息传出，旅京山东人闻风而动。2月5日，数百名山东旅京人士聚集到北京英子胡同水灾筹赈会（系山东同乡会的房产之一）举行茶话会，研究青岛问题的动向，寻求阻止北洋政府妥协的对策。

山东旅京人士在此次会议上成立了山东外交调查会（又名山东外交后援会）。此次茶话会上，与会者一致推举马龙标为山东外交调查会主席。鲁籍议员王讷、潘复、艾庆镛、沙明远、王锡蕃、旅京商界人士孙学仕被推选为调查会主任，国民外交研究会主任李文权也到会参加了讨论研究。与会者还一致同意并决定，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正当要求，做力争收回山东的外交后援力量。山东外交调查会的成立，极大地声援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而且从同乡关系入手，争取了北洋政府部分高层人士如马龙标、王讷和潘复等人对山东民众要求的支持。

山东外交调查会在成立之后，就向北洋政府表达了旅京山东人与山东本地民众的集体呼声。4月，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代表团的反对，作出了将德国在青岛以及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转交日本的裁决。北洋政府对此采取妥协办法，电令陆宗舆接受和会决议。北洋政府这种不顾民意的举动引起山东民众的极大愤慨。4月22日下午2时，山东外交调查会主任王讷与山东各界公推的赴京常驻代表房金绮、刘志和，一起赴外交部面见陈箓次长，就青岛问题提出质疑。代表在会见中明确表示，山东全体人民认此问题为生死关头，人心激愤达于极点，如政府不为主持，必惹起意外之举动。

山东外交调查会和山东本地民众代表在此次会见所表达的立场给予北洋政府很大的压力。北洋政府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北洋政府的回应可见之于4月23日发出的两份电报，一份为致正在巴黎的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的电报：“鲁人为青岛事开大会，群情激昂。五国共同管理说，未可轻易承认，宜再力争。”另一份为致山东省长沈铭昌的电报：“青岛路矿问题，关系国权，中央自应力挽”，这份电报很快由沈铭昌转发给济南山东国民请愿大会。北洋政府的回应表明，山东外交调查会与山东本地代表所施加的压力初步起到了延迟北洋政府做出妥协决定的作用，极大支持了山东的爱国运动。

旅京山东人士普遍意识到，由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处于困境，外交形势仍有恶化的可能，只有将斗争进行到底。为了壮大自身力量，山东外交调查会进一步动员在北京的山东人，并协调行动。4月24日下午，山东外交调查会在英子胡同山东水灾筹赈会举行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欧会将终，事机危迫，非拼命力争达到直接索还目的，不肯干休”。议定数条办法：

（一）26日两院全体山东议员往见总统徐世昌；27日山东旅京学界（系由旅京山东学生于1917年12月9日成立，专门研究取消日本在山东设立民政署事情的对策。）开会；28日绅商学界代表进见国务总理；29日开山东旅京全体大会，再分谒各重要方面人物；

（二）由议员致电中国专使，在欧会力为主张；

（三）绅商学各界合词呈恳政府主持，并请愿国会；

（四）用外交调查名义上书政府，并请愿国会；

（五）定期通知各界同乡。

可以看出，由知识界、商界、军政界鲁籍人员组成的山东外交调查会在进一步与北洋政府沟通的同时，把北京学校中的鲁籍学生作为联合的对象。

4月26日，王讷率参众两院鲁籍议员赴总统府请愿，徐世昌总统派秘书长许宝蘅代见。王讷等人向许宝蘅痛述山东人民的愤激状况，重申争取归还青岛的立场。不仅政界和商界的旅京山东人士向北洋政府请愿，北京学界中的山东学生也纷纷起来请愿。4月27日，山东旅京各校学生代表百余人，在山东中学（亦系山东同乡会产业）开会，讨论青岛问题进行办法，决定推举代表随同山东绅商代表面见国务总理钱能训。4月28日，旅京山东绅商、学界及山东赴京代表房金绮、刘志和二人前往国务院。代表向钱能训询问山东问题近日在欧进行情形，并质问政府何以曾致电陆徵祥采取退让态度。这一请愿活动的代表范围较之4月22日的请愿有所扩大。这种情形表明越来越多旅京山东人被动员到了这一爱国行动。

列强继续罔顾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维持将山东权益转交给日本的决议，而北洋政府内部围绕山东问题也迟迟无法形成决议。对此，旅京山东人再次通过请愿这种合法活动，向北洋政府施压。5月1日，王讷、李庆璋等20余名参众两院鲁籍议员特赴总统府谒见大总统徐世昌，对于“时局之意见及关于鲁省善后事宜详为陈述”。5月2日，国会召开会议，鲁籍议员提出动议，要求外交部陈箓次长出席答复外交情形。鲁籍议员质问：对于山东问题政府究系如何办理？陆徵祥专使是否积极进行？限于三日内明白答复。责问词非常激烈。因不满于陈箓的模糊答复，散会后，王讷议决约集旅京各界人士于明日往见国务总理钱能训。同时，参众两院全体鲁籍议员还集体致电中国专使，要求他们“乞拼死力争，主张直接索还青岛及铁路矿山，并废中日新约”。

随着巴黎和会签约的日期逐渐临近，旅京山东人的请愿活动趋于高潮。5月3日，巴黎和会上有关列强已决定将原德国在山东权益转归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后，群情激愤。国会鲁籍议员尹宏庆、张玉庚、庄陔兰、谢鸿涛、劳庆祁、周福祺、郭光烈、沙明远、王广瀚、杜维俭等十人，以及旅京商界代表孙学仕，旅京山东学生代表孙毓址及山东驻京二代表等再次赴国务院质问：如日本终持强硬态度，五国暂收也办不到，政府最后办法究竟如何？谢鸿涛、沙明远等还提出查办卖国大吏案，指出：“查山东利权丧失之故，大都由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狼狈为奸，外则由驻日公使章宗祥阴与日人勾结，为鬼为蜮。如高徐、顺济铁路合同，以及各种密约，丧权辱国，肥己便私，事实昭然，途人交诟。若律以刑典，则曹、陆、章之犯患罪，夫岂能辞”。要求总统下令，将卖国三吏褫职，并交法庭严讯办理。可以看出，旅京山东人的多次请愿活动对即将爆发的“五四”示威运动创造了舆论环境。贰

随着外交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全国民众对北洋政府的妥协日益不满。北京的请愿活动不再局限于旅京山东人士了，而是扩大到北京学生界了。5月4日，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北洋政府昏聩卖国，鲁籍学生积极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五四”示威是旅京山东人请愿活动的扩大。至此，山东民众维护主权的运动演变成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北京学生的“五四”示威游行对旅京山东人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作用。由于学生运动遭到军警的镇压和大肆逮捕，旅京山东人士呼吁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由此，争取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成为旅京山东人请愿活动的重要内容。5月5日下午1时，参众两院鲁籍议员和旅京山东同乡，以及赴京山东省议会副议长王朝俊、张介礼、山东外交协进会二代表，在英子胡同山东水灾赈济会开会，研究营救被捕学生和争回山东主权问题的对策。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对于青岛问题，必须坚持到底，拚死力争。与会人员积极评价5月4日北京学界的示威游行，并对大批学生在游行中遭到逮捕感到极为不安，并决定全力为学生作后盾。为此与会人员议定办法四项：一、参众两院议员中派二人同山东省议会两议长谒见总统，要求速释放被捕学生；二、到警厅与步军统领衙门安慰被捕学生；三、参众院提案对于二十一条、顺济铁路合同、誓不承认，请各公使转各国政府；四、弹劾内阁为山东问题失败。会议还决定，联合山东旅京各界群起直追，并派代表赴山东有所组织。鲁籍议员樊文耀等20余人还发表通电，力陈青岛的重要性，反对五国共同管理青岛之说，表明“不达直接交还之目的不止”的决心。

“五四”示威游行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旅京山东人士积极抓住此时机，推动北洋政府对爱国运动的支持。5月6日，鲁籍议员谢鸿涛等人在国会提出议案，根据中华民国约法，日人无权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并建议众议院向驻京各国公使及巴黎各国议和委员声明。山东旅京同乡将开大会，商议如日本最终不交还青岛，应采取对付的方法。5月7日，王讷返回济南，参加了在济南举行的山东各界国耻纪念大会，向大会介绍了北京近日交涉情形。

5月8日下午，鲁籍国会议员同赴京省议会二议长及驻京二代表在山东水灾筹赈会开会，鉴于山东外交失败由于外交当局措置失当，议决在国会上提出查办外交总长赴欧全权委员陆征祥及专使顾王等议案，并议决10日上午赴公府见总统询问政府是否已有办法。10日上午，他们同赴公府，请政府致电专使，在欧洲和会力争取消高徐、顺济铁路草约。否则的话，将筑路借款照数偿还，并付利息，以便取消合同，收回路权。在国内人民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北洋政府妥协立场有所松动，电令陆征祥“迅速转告顾维钧、王正廷各专使，向各国代表疏通青岛交还中国之意见，以期达到挽救目的”。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旅京山东人的爱国行动初步取得了成效。

从事上述请愿活动的旅京山东人以政界、商界和学界人员为主，随着爱国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生活在北京社会下层的山东劳动者也冲破阻挠和限制，参加这场爱国运动。当时在北京从事劳务工作的山东人有十数万之多，这些旅京的山东劳工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5月11日，旅京山东籍劳动者数万人在山东旅京劳动会的领导下，在彰仪门外旷野处召集了数万人参加的大会，多人演讲，公推史雨念、冯香村、姚爵舟、邵我天、张月轩、姚竹君等人为代表。他们在《上总统书》中，要求“电饬陆王诸专使严重交涉，勿稍让步”，表示愿“以生命作为后盾”。15日，山东旅京劳动会562人致电山东各界，表示“本会除上书总统，陈请力争，坚持到底外，已由会中指定四十六人，分途演讲，抵制日货。万望作速援助，一致主张”。当时报纸赞其“爱国热度，较之上等社会尤为激烈”。众多鲁籍劳工的加入，使得旅京山东人的请愿活动获得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面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涨，在列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更加残酷镇压学生运动。6月3日，大批重新走上街演讲的北京学生被捕。学生与北洋政府的尖锐对立，引起了旅京山东人士的不安。为此，他们利用种种上层关系，争取北洋政府释放学生，防止事态扩大。6月4日，王讷、沙明远等为6月3日执法逮捕北京爱国学生向政府提出质问书。6月9日，王讷、庄陔兰等致电湖北督军王占元，反对拘囚伤害爱国学生，要求政府即日释放被捕学生。

在全国人民及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下令免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五四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得以实现。在这场运动中，北京的鲁籍政、商、学、工界联合起来，坚定信心。鲁籍议员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上层途径，多次向政府提出质问，给北洋政府以很大的压力。鲁籍劳工的加入，使得山东民众的呼声被进一步放大。叁

北洋政府罢免曹汝霖等人后，爱国斗争的目标转移到拒绝凡尔赛和约的问题上。6月17日，国会鲁籍议员李庆璋、曲卓新等28人发表通电，表达了拒绝签约的决心，指出：“近闻签字之说将成事实。曹、陆、章之罢职，仍无补于外交之失败”，希望全国父老“发抒热诚，以沈毅秩序之行动，誓达不签字之目的”。6月19日下午，山东外交调查会、旅京山东学界代表执旗在京奉铁路前门车站迎接山东各界赴京请愿团。山东同乡会会长马龙标利用自己身为北京警察督察长的便利条件，派卫兵10余人在前门车站接待，因而行李等件未受检查。6月20日，山东赴京请愿团代表和旅京山东学界于上午7点，在化石桥山东中学校内举行会议，决定进行方法：（一）向总统府要求三条；（二）通电各省请求援助；（三）电达山东同乡军人王占元、卢永祥、吴佩孚等，请其主持一切。马龙标亦曾到场。上午11点左右，旅京山东学界和山东请愿团列队向总统府行进，全体手持白旗，为首者手持两面达旗，上书“山东各界请愿团”七个大字。12时，代表们齐集新华门前，要求晋谒总统徐世昌。总统拒不接见，并将新华门关闭。代表们坐在大门前，痛哭不去。后来由马龙标以山东同乡的身份安慰代表们，劝他们先回去，表示“自有办法”。代表们始回山东中学。当天，旅京山东联合同乡会致电各省当局、各团体、各报馆，表示“宁死虫沙，不甘鱼肉”，恳请“奋力抗争，并联合各界一致进行”。

6月21日下午一时，山东旅京各界同乡在化石桥山东中学开会欢迎山东各界请愿团。欢迎会结束后，山东各界请愿团在马龙标及侦缉督察长李达三、王讷三人引导下，在居仁堂见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提出三项要求：（一）巴黎和约关于山东三条，必须拒绝签字；（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三）卖国奸人，必须严惩。代表反复陈述要求，总理一味敷衍，答应下午4时到总统府，转陈总统办理。

山东各界代表请愿团的数次晋见，和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一样，给予北洋政府极大压力，使北洋政府在拒绝签约问题上不得不作出明确的表态。6月22日，国务院电致陆宗舆：“昨在院接见鲁代表，情势愤激，对签字一节坚持甚力。希鼎立补救，迅与英法美代表审酌国家大事，体察舆论，俾回复主权，敦睦邦交。”

为了促成北洋政府下定决心拒绝签约，山东各界请愿团再次进一步与北洋政府实行沟通。经过马龙标的请示，北洋政府改变躲避的消极态度，决定同意接见山东民众代表。6月23日，在马龙标的陪同下，山东各界请愿团代表85人见到总统徐世昌。此次会见中，徐世昌仍是敷衍应付，代表甚是不满。最后由马龙标劝各代表暂行回寓。虽然，会见徐世昌未取得明显进展，但山东代表仍然积极与北洋政府进行沟通。6月25日上午10：30，由马龙标引导，山东各界请愿团全体又到国务院。由已举出的六代表入见总理和陈箓外交次长，接谈三小时之久。代表们要求收回原批。下午，众议院开会，山东议员杜维俭提出临时动议提案：保留青岛，立即咨达政府，以便致电陆专使遵办，庶使各国知吾民意所在，俾得挽回。议案当即得到国会议员多数赞成通过。

山东代表团除了与总统和国务总理进行对话之外，还与北京的鲁籍军政要员进行接触，争取这些要员的支持。6月26日，山东赴京请愿团代表赴参谋本部见张怀芝，要求一致力争拒绝胶澳签字及取消高徐、顺济路约。张怀芝答应极力向政府建议。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后，军界高层愈来愈倾向支持收复青岛主权。当时不少军阀系鲁籍人员，如直系军阀吴佩孚即系蓬莱人，他们也在旅京山东人士的争取下，在山东问题上表明了自己支持爱国行动的立场。7月1日，吴佩孚联合了冯玉祥等60名直系将领发出呼应电，强烈反对和约签字，明确指出：“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同时分析到“日人此次争执青岛，其本意不止在青岛，其将来希望有大于青岛数万倍者”，“惟恳我双方政府，以民意为从违，以军心为依据，坚持到底，万勿签字。”直系军阀的集体呼声，显然对北洋政府起到了压力作用。此后直至中日解决青岛问题谈判，北洋政府未在山东问题上有出让主权的主张。可以说，旅京山东人士和在乡山东人士的爱国请愿活动不仅配合了五四运动的胜利，而且为最终实现收复青岛主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结语

山东民众在五四运动前后所构成的政治网络是极为广泛的。旅京山东人为了维护家乡的主权，积极响应山东本地民众的爱国运动，充分动员在北京社会各界的山东人参与爱国运动。北京的政、商、学、工各界中的山东人都加入到这场爱国运动来。甚至赵尔巽这样的晚清遗老，也因为自己是山东同乡，而对收复青岛的爱国运动表示同情。旅京山东同乡会以同乡之谊为纽带联合商界、知识界和军政界的山东人组成山东外交调查会更是有力的明证。

在这场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中，旅京山东人不仅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爱乡意识，而且将这种意识迅速上升为爱国意识，并付诸于积极的行动。多次的请愿和通电都充分反映了旅京山东人反对外交妥协斗争的积极性和持久性。

旅京山东人在五四运动中所采取的办法具有比较务实的特征。旅京山东人利用北京军政界有较多鲁籍人员的便利条件，与北洋政府实行沟通，阻止外交妥协，保护被捕学生。正如《每周评论》所赞：山东人民“在北京的尤其活跃，所筹划的对外对内方法非常之多。各地方响应的每天数十起。”

五四运动从总体上来看是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除了个别暴力冲突事件如火烧赵家楼，造成一些学生被捕之外，北洋政府方面未采取大规模血腥镇压手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旅京山东人已经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就争取了北京警方高层特别是警察督察长马龙标的支持。马龙标的支持使北京警察在应对学生游行的过程中，表现出有限的同情甚至是消极的旁观态度。可以说，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旅京山东人对北京军政界鲁籍人员的争取，都使五四运动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总之，旅京山东人把同乡的地域利益认同上升到了国家利益认同，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旅京山东人在五四运动中的言行表现得比较稳健和成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与北洋政府的沟通，这是其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特别之处。就这种意义而言，旅京山东人的行动和呼声是不应当被淹没在对北京学生运动的历史记忆中。

（作者系齐鲁工业大学教授）

新闻推荐

济青北线没堵车 跟限黄有关系

“今年状况较好,没有大堵和长堵,事故也少。”5月1日下午4点,山东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历城一大队大队长王险锋的精神压力,...

山东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山东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