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玉琮、木屐、漆器、陶片和玉璧（左上起，顺时针方向）。

这是6月23日无人机拍摄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宫殿区。

作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次申遗成功有何特殊意义？我国将对良渚古城遗址开展哪些后续保护管理工作？应如何看待我国目前世界遗产数量世界领先的地位？正在阿塞拜疆出席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书面专访。

“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何特殊意义？

答：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标志性事件，不仅为祖国华诞献上贺礼，而且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所有中国人庆贺。

首先，良渚古城遗址从学术上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社会仍不时出现一些杂音，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说能实证的只有3500年左右。

在本次会议上，与会的各委员国一致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实物依据和确凿的学术支撑，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提供了又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窗口。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表明了它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国际上得到了高度肯定，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意义重大。

其次，良渚古城遗址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阵地。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其深厚底蕴还不相匹配。中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靠的不仅仅是经济，还要从文化上着力。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意味着我们又多了一处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阵地，必将对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产生积极作用。

第三，实现了保护和申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探索。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始终贯穿于良渚古城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杭州市、余杭区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在考古研究、遗址管理、社区建设、文化传播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良渚经验”，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申遗工作，既要发掘、传承、弘扬我们的古代文明，又要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今后我们还将在这方面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任重道远”

问：下一步，我们将对良渚古城遗址开展哪些后续保护管理工作？

答：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管理任重道远，不能有丝毫懈怠。

首先，我们将认真落实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议，妥善解决遗址内的过境交通问题，有效应对未来游客数量增长带给遗产完整性的潜在威胁，调整完善遗产保护区划，提升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保护等级，制定风险管理和灾害预防规划文件，继续推进考古与保护相融合。

其次，我们将继续深化良渚古城遗址考古研究工作。关于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我们还远未了解其全部，还有很多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我们将科学制订考古工作计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拓展考古发掘范围，推动跨学科合作，不断深化考古研究，朝着全面深入揭示良渚古城遗址文化内涵的目标不断迈进。

此外，我们还将努力提升良渚古城遗址的展示阐释水平，在做好遗址保护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考古研究成果，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进行更加专业、生动、深入的呈现。在此过程中，将统筹好专业化和大众化两个维度，推进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树立大遗址保护利用典范、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样板，通过引导发展文化产业、文创产业、民宿经济等，积极助推遗址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遗址保护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和理解，使周边群众更加自觉、坚定地参与到遗产保护中来。

“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义务”

问：截至目前，我国已拥有55项世界遗产，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您如何看待我国近年来申遗工作取得的成绩？

答：我国世界遗产数量世界领先，是由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分布广泛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相对于世界遗产数量，我们更关注的是世界遗产的保护责任与义务。保护和管理好这些珍贵的世界遗产是中国政府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庄严承诺。《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每一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都必须接受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与监督。

因此，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我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投入更多的精力、物力和人力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快解决当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法律体系不完备问题，采取科学手段妥善保护遗产本体真实性和完整性，提升展示阐释水平和遗产保护融入社会发展的程度。

同时，世界遗产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也意味着我国在相关领域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今后，我国将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以及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的深度合作，在相关平台上发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进一步推广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也将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与中国理念，通过各种形式分享给世界同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我国将进一步参与国际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推进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震后文物抢救工作，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加强协调、合作，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展示阐释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与世界上一些遗产大国相比，我国在文物保护、法规建设、文物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需要各部门之间进一步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积极吸收国际理念，学习各国成功经验，不断加强能力建设，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努力成为与世界遗产数量相符的世界遗产强国。据新华社

■新闻背景

解密良渚

五千多年前，繁盛于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中国早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篇章。近40年来，随着考古研究不断深入，良渚先民的生活也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良渚人如何建城？

良渚古城位于山区与平原交汇之地，背靠天目山丘陵，面向广阔的河网平原，周边地区正好是一个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C字形盆地。发达的水系连通太湖，广阔的平原湿地适宜发展稻作农业，广袤的山地潜藏着丰富的玉石木材和动植物资源。可见，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应是良渚古城选址于此的原因。

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湿地上兴建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介绍说，当时，人们先在湿地上堆起墩台，再在上面修建房屋和宫殿。人们喜欢游览的江南水乡古镇，就是同样的格局。

古城的规划营建经历四个阶段：营建初期，古城外东北部已有贵族墓地；随后，良渚先民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兴修水利，建王陵、设作坊，初步形成了古城各区域格局；接着，良渚先民们修筑城墙，营建古城内城；最终，良渚古城外城的营建标志着古城格局的形成。考古学家测算了工程量，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建成。

良渚人吃什么？

2010年，考古学家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一处因粮仓失火形成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坑，据测算，堆积的炭化稻米总量约2.6万斤。后又在池中寺台地，发现有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初步测算炭化稻米总量是莫角山东坡堆积坑的十倍，这意味着良渚时期，稻作农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北京大学副教授秦岭指出，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有着鲜明区别。无论是特有的石犁、破土器、镰、刀等成熟的石器农具组合，还是遗址群东侧茅山遗址发掘所揭露的水田系统的规模和水管理体系，都显示出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

除了发展稻作，良渚先民还养殖栽培，渔猎采集，“饭稻羹鱼”的农业形态已经形成。良渚先民以稻米为主食，以猪、鹿为主要肉食，以鱼、螺蛳、蛤蜊等为水鲜，以甜瓜、菱角、葫芦等作为果蔬，饮食结构丰富多样。

良渚人怎么出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介绍说，良渚古城有9座城门，但只有1座陆门，剩余8座皆为水门。古城内城的古河道纵横交错，它们为顺应地势人工开凿，或利用自然河道进行人工改造而成，或沿城墙两侧平行蜿蜒，或贯穿于台地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河网系统。

另经考古发掘证实，良渚人的常用交通工具，有用单根树干挖成的独木舟，以及用竹材捆扎而成的竹排。为这些竹制交通工具提供推力的，既有简单的竹撑杆，也有制作精细的木船桨。这两者也均被发现于良渚古城遗址区的河道中。

良渚先民临水而居。考古队员在古城内发现过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当时的河道两岸分布着成排房屋和临水码头，先民乘独木舟、竹筏穿梭其间。在优越的水上交通环境中，无论是主食稻谷，还是建筑材料，或者陶器等日用品，都可以通过水路交通运输到城内。

良渚人崇拜什么？

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纹，是良渚玉器最主要的纹饰主题，也是神崇拜最直观的表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上部是头戴羽冠的神人形象，中间是圆眼獠牙的猛兽的面目，下部是飞禽的利爪。

神人兽面纹在良渚古城遗址内被大量发现，遍布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这种神人兽面纹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都有发现，且形态千篇一律，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良渚文化墓葬中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仅表明以琮、钺、璧等玉器为载体的精神信仰已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建立在等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规范化用玉制度业已形成。这一制度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二里头、殷墟、三星堆和成都金沙等商周时代的遗址，乃至于《周礼》中“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规定。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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