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坐拥书城更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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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出书、编书、评书、教书，这是瓦当的标签。作为70后作家，他除了有代表作，有文学圈较高的评价，还有一颗丰富的内心和一屋子博而“杂”的藏书。和瓦当老师聊天，仿佛在面前打开了一本充满人生智慧的大书，一页一页读下去，无论诗歌、小说、哲学，还是历史、书法、绘画，其背后透出的人生纹路，都与读书血脉相连。“世界上没有比坐拥书城更幸福的事情。”对于书，瓦当心中一直充盈着深切的爱。

中学时代就立下成为一名作家的理想

1975年，瓦当出生在山东东营一座小县城。父母都是农民，家庭环境中并无书香的熏陶，他最初的文学启蒙，是收音机里播放的评书。《说岳全传》《杨家将》《隋唐演义》，一部部话本小说英雄传奇，以听觉的形式进入他的内心深处。“每天晚上大概六点半，总是要飞奔回家听评书。”这似乎也是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孩子们共同的回忆。

再大一些，瓦当的生活开始和新华书店有了扯不断的关系，尤其是那个独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儿童节的特价连环画，瓦当往往要把压岁钱和平时偶尔能得到的一点零花钱全部存起来，去“抢”书。“除了特价书市，平时大家也都会提前到新华书店门口等着开门，那种热情令人动容。现在我们有了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和网店三种购书渠道，但那个时候就只能到新华书店买书，它就是一个获取知识的触角和渠道，在知识文化的普及方面，新华书店功不可没。”

升入初中后，瓦当正式开始了他的阅读生涯，“都是最通俗的、非正统的东西”，最初是八九十年代风靡全国的武侠小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古龙的《小李飞刀》《天涯明月刀》等都是他的心头好，男孩子最容易被富有江湖侠义、野性的作品吸引，瓦当喜欢令狐冲、傅红雪这些人物。“武侠小说中既有未被规训的反叛精神，又有家国情怀。”诸如此类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瓦当少年时代阅读感悟的底色。

因为大量的阅读和对写作的热爱，还是中学生的他就立下了成为一名作家的理想。最初他写诗，那是诗人海子突然陨落，文坛褪去了“朦胧诗”“第三代诗人”热潮的时间。他也接触小说，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使他敏锐地察觉现代派小说的特别之处，这一切为他的写作志业打下了富有个性的基础。

大量阅读培养了敏锐的识别能力

瓦当很早就具备了对文学作品质感和作家才华的判断力。读小学时他经常去赶县城大集，母亲通常会给他五角钱，“这五角钱可以到地摊上买五本过期杂志，比如《人民文学》之类的。”就是在这些杂志中，触角敏锐的他发现了阿城的小说《棋王》，“有许多小说读过之后都忘记了，但是这篇小说中的很多场景和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也是因着这份敏锐，1993年第一次接触莫言作品的他就洞见了莫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文学才华，那个时候，尼采《悲剧的诞生》在国内很火，人们说中国没有具备酒神精神的作家，但瓦当觉得莫言就是一位“酒神作家”，虽然那时莫言还没有日后那样“红”。同样，瓦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萌芽》杂志上发现了作家金宇澄。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如今在文坛家喻户晓，但在凭借这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瓦当很早就喜欢上了金宇澄。后来终于有机会见到金老师，瓦当欣喜地“表白”自己：“我小时候读过您的一篇写东北农场生活的小说，非常喜欢，只是忘记了名字。”金宇澄告诉他，那篇小说叫《方岛》。最近，这篇鲜为人知的小说被收入金宇澄的同名短篇集再次面世。

瓦当这份特别的识别能力，他认为与天生的敏锐有关，亦归功于后天大量阅读的培养。“文学判断力非常重要。”瓦当认为，读书可以养气，书读得多了，自然可以累积出对作家才华和作品质感的准确把握。18岁到25岁之间，瓦当读的基本全是西方的文艺作品。那时他欣赏的作家是法国小说家加缪、俄国“白银时代”诗人阿赫玛托娃、美国作家群体“垮掉的一代”等，“那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艺术家就是凡·高和高更，还有电影导演伯格曼”。可以发现，瓦当青年时期的阅读爱好始终紧扣着西方现代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脉搏，这也是他的“文学判断力”闪现之处。也正因此，在“一辈子与书有关”的写书、出书、评书、编书、教书生涯中，他才能凭借出色的写作能力从生长于斯的小县城突围，才能成为将《鳄鱼街》《好人难寻》等欧美当代杰作引介进国内的第一人，才能策划编辑上百种图书，其中不乏摘得文津图书奖、亚洲十大好书奖等桂冠的优秀之作。

蕴藏着古人智慧的传统典籍，相当于现代人的“工具箱”

瓦当老师的藏书并非为藏而藏，全是他自己读过的书，或者是自己想读的书。虽然是一名作家，但瓦当老师读的文学书在他的书柜中仅仅只占五分之一，而另外五分之四则包括中国古代典籍，儒释道、基督教等宗教哲学书籍，也有相当数量的艺术、创意类图书。原来，在本文开头的标签之外，瓦当老师还从事文旅策划等工作，比如“崆峒岛与北斗七星”这样的大开脑洞之作就是出自瓦当老师。“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我小时候家里穷，所以杂七乱八的都会做一点。”看起来，瓦当老师具备很强的生活能力，并非“百无一用是书生”。

“写作和其他行业之间其实异曲同工，都在宏观的‘文化’范畴中，文化比文学更高更大。我非常羡慕古代和过去的文人，李渔、徐文长、弘一法师等，他们在生活中能够从事的事业非常多样，都是‘通才’，文化带给人的是总体的思想和行动能力，并不仅仅只是文学写作能力。”这也是瓦当成为作家队伍里“正规的杂牌军”的原因。

藏书越来越多，空间日渐局促，瓦当准备调整自己的藏书结构，把书架上的书从横着摆变成竖着摞，腾出更多的空间。因为准备写作学术题材小说，所以他打算多读一些历史、哲学著作，系统地读些古籍，还要研读书法理论。“前几年常常陷入焦虑，既想写小说、散文，又想写诗歌、评论，同时还想练习书法。那时候有点贪心，什么都想做，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现在，就‘断舍离’吧！”于是，他最终选择回归传统文化的怀抱，把要做的事情安排到不同的时间，一点一点去完成。

在瓦当老师的理解中，现代人处理的生活问题与古人相比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所以，“蕴藏着古人智慧的传统典籍，相当于现代人的‘工具箱’，有了这些工具箱，我们在面对问题时，就不只有手头朴素的经验，会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而且，人到中年，会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认同感。”年轻时瓦当老师是反叛者，现在“浪子回头”，更能真正地深入地回归传统。“因为传统的本质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我注六经’，也是‘六经注我’。”只有回到原典，才能发现自己原来的认知是有限的，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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