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 ◎超凡

王国维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无一例外，都是崇拜大师的，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

考《辞源》大师一词，其义有四：一为大部队，典出《周易·同人》：“大师相遇，言相克也”；《左传·定公四年》亦曰：“先伐之，其卒必奔，大师继之，必克”；二为学者尊称，《史记·伏生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三为“佛十尊号”之一，因称佛徒，《晋书·鸠摩罗什传》：“（姚）兴称鸠摩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四是古代“乐官的首席”，《周礼》：“大师掌六师六同，以和阴阳之声。”

后代的《词典》做了简化：一是对有很高成就的学者或艺术家尊称；二是旧时代对和尚的尊称。从这个意义上追溯，我国当代追捧大师的行为，可谓不伦不类了。前些年流行的一些气功大师如张洪宝、严新……多如过江之鲫，就不说了。后来的养生大师，张悟本、胡兴林也就不说了。至于某某大师王林、某某大师李一之流，追捧者都是“高端人才”，有身家巨万的演艺明星和富商巨贾，也有声名赫赫的政要。著名演员张铁林据传也皈依在某密宗上师门下为“居士”，按照“大师”一词的定义，张铁林拜和尚为师，庶几近之，而其他人，怎么就称作“大师”了呢？他们既不是“很有成就”的学者、艺术家，也不是和尚嘛！

是社会混淆了大师和“术士”的界限了。

大师的“金身塑造”，完成于近代的梅贻琦先生，他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说时表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自此，“大师”被赋予了无上的学术荣光。在民国人才如星辰的夜空里，也只有清华的“四位”被天下儒林喊得最响，标注为“大师”。

这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第一位是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此人外貌不扬：“身材瘦小，面色黑黄，八字胡须，拖一根猪尾巴似的小辫子，乍看颓丧萎靡。”但人不可貌相，此人学贯中西，不仅精通英、德、日三国文字，且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尤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理论，有深入的研究，独特的发现，首次提出“美育”之观点，被学者视为其境界“不可言传。”而且，他对中国学问研究极深，凭借对甲骨文的绝世破解，将中华文字可考历史向前生生推进了一千多年，对中华民族文化贡献巨大。关于他的学术境界，从两个大师级的人物的评价可见其高深之一斑。其一据《胡适日记》载：“中国学界凋敝零落，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在学术上已经半僵化了，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是为“白话运动”的领袖，拿过35个博士学位，是可以无愧大师称号的，他这句肯定王国维成就的“书信体”文字，想必是真心想法。第二个评价王国维的是被誉为“史学界300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他评价王国维的学问渊深称：“几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的学问，已然令人高山仰止了，他如“无涯岸之可望，”试问其他的人，还向哪里找边际呢？

王国维当过清代最后一任皇帝溥仪的老师，算是“太傅”级的帝师，又精通几门外语，算是新旧学的结合体。他的死，却成为一大“文化事件”，为“大师之大”做出最沉重的注脚。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从容处理完学校事务，于十点钟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之类的简短遗书，扑通一声，投身昆明湖之中。事前无征兆，事后生巨震。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公认为陈寅恪的推论最为公允。陈在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作为帝师的王国维，逊位的溥仪被冯玉祥撕毁“民国优待条例”从紫禁城里赶了出来，可谓“一辱”，1927年5月，蒋介石率部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打过黄河，传说一代名儒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捉住砍了头，北京城破在即，同为大儒的王国维，决心“义无再辱”。儒家传统：君辱臣死。所以，被儒家文化浸透的王国维，说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为儒家文化“一死”，从容投水，泰然终了。端的是“殉文化而死”——陈先生之论，高哉，高哉！

这样的大师，不辱“大师”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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