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年朝鲜使臣对戚继光的认知 □刘凤鸣

戚继光及其军事思想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特别是对朝鲜王室的影响，标志性事件是万历二年出使明朝的质正官赵宪向朝

鲜国王上疏的“八条疏”。“八条疏”虽然重点介绍的是戚继光治军之严，但其中也涉及到戚继光忠君爱民、“忧国忘私”的治军理念和优秀品德。虽然朝鲜王室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但戚继光军事思想已经影响了出使明朝的朝鲜官员。在日军侵占朝鲜的国难当头之际，这些受影响的朝鲜官员不仅能用戚继光军事思想动员和组织抗倭武装，而且自身也以戚继光为榜样，“忧国忘私”，“许国而报主”，将热血洒在抗倭救国的战场上，唤醒了朝鲜王室对用戚继光军事思想改造朝鲜军队的高度重视。戚继光在世时，他的影响及军事思想就传到了朝鲜半岛。明万历二年（1574），出使明朝的朝鲜官员亲眼目睹戚继光所带军队及治军的情况，回国后上书国王，建议用戚继光军事思想改造朝鲜军队，以加强朝鲜国防力量建设。称赞戚继光是不可多得的著名将领万历二年五月，朝鲜派出圣节使正使朴公希、书状官许篈一行出使明朝，质正官赵宪随行。圣节使出使明朝期间，书状官许篈写有《朝天记》，质正官赵宪写有《朝天日记》，都记载了沿途的一些见闻，其中提到戚继光及其所带军队驻守长城一带的情况。

万历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朝鲜圣节使一行过山海关，经抚宁县（今秦皇岛抚宁区）进入永平府城（今河北卢龙县）。朝鲜圣节使书状官许篈在《朝天记》记载：

七月二十二日，僦于南门外秀才朱大寶家。……主人之子景晦，点茶来待余等。

二十三日，朱景晦示戚总兵止止堂稿三帖，一帖录祭文，一帖录杂著，一帖录诗歌。祭文中有别阵亡将士文，祭纛文，祭旧部曲游击将军陈公文。言辞激烈，忠义凛然，使人有兴起之心。斯人殊不可多得也。其名继光，今为右都督蓟镇总兵官，山东登州卫人也。“僦”，租赁，这里是租房留宿的意思。“纛”，古代军队里的大旗。“蓟镇”，又名蓟州镇。“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明代蓟州，领玉田、遵化、丰润、平谷四县，为九边重镇之一。“游击将军”，中国古代设置的武将职衔之一，明朝主要在镇戍军中置，职级低于参将，高于守备。

朝鲜质正官赵宪在《朝天日记》也有记载：

七月二十二日，（宿永平府），汉之右北平，城峻濠深。(城门南朱大宝家，)朱是士人也，有子景晦，……

二十三日，……（见戚总兵文帖），景晦以府总兵官戚继光三文帖来示，出师时祭海岳隍纛等神文，及祭战亡将士及曾为麾下而立功之人之文，及记其师临难善处之辞也。忠诚甚笃，文字兼美，真间世名将也。山东登州人。蓟州人曰：“戚公曾任南方边帅，时适有倭寇。与战之时，戚公以其子为偏将而失律，仗义斩之。卒胜于敌，与岳公无异。今镇北方，善谋善御，有急必援，虏不敢近。”“间世”，意思是“人世间”。“卒”，意思是“终于”。“岳公”，指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这里说戚继光是人世间不可多得的著名将领。

以上两位朝鲜官员关于赞誉戚继光的记载，至少说明这样几点：

第一、戚继光的诗文集《止止堂集》，“忠诚甚笃，文字兼美”，“言辞激烈，忠义凛然，使人有兴起之心”。戚继光的诗文不仅富有激情、文字优美，而且大义凛然，流露的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两位朝鲜官员的记载还特别提到戚继光所写开赴战场前的誓词，祭海神、山神、城隍、军旗的祭文；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文；悼念立有战功的将军的祭文等。祭文也反映了戚继光对部属包括普通士兵的深厚友情，对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深切怀念。戚继光的《止止堂集》，收录有誓词、祭文共40篇，每一篇都可以折射出戚继光忠君爱民，保家卫国的赤诚情怀。朝鲜官员正是因为从中受到感染，才给予戚继光如此高的评价。

第二、戚继光治军严厉，在军纪面前没有私情。戚继光儿子在与倭寇交战时“失律”，也被“仗义斩之”。戚继光治军以“信赏必罚”著称，但朝鲜官员说戚继光为严肃军纪杀了身为“偏将”的儿子，似乎不准确。这应该是朝鲜使臣获得的民间传说。《明史》及戚继光家族谱等可信史料，对戚继光“斩子”均没有记载。

第三、戚继光在中国南方清除倭寇，“卒胜于敌，与岳公无异”。戚继光在中国北方御边，“善谋善御”，“虏不敢近”，“真间世名将也”。朝鲜官员的这些记载，来自蓟州人的介绍。这些蓟州人，应是蓟州官员或驻守蓟州的戚继光部属，否则普通百姓不会对戚继光在南方除倭、北方御虏的事迹了解得如此详细具体。据《明史·戚继光传》记载，戚继光在浙江、福建剿灭倭寇的战斗中，“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飚发电举，屡摧大寇”，“戚家军名闻天下”。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时，“本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继光更历南北，并著声。”当时，戚继光的事迹和声望应是在当地广为流传，所以朝鲜官员路经蓟州一带即得到了此类信息，并对戚继光肃然起敬大加赞誉。敬佩戚继光治军思想万历二年（1574）朝鲜圣节使一行路经蓟州一带时，朝鲜质正官赵宪在《朝天日记》记载：

九月初九日庚辰，晴。……憩于白涧铺南村。见兵车数十，车上有楼可容四人者二,有数而悬鼓者二,一面板隔如防牌者数十。盖将例于水口城絶之处，以防胡也，俱驾于驴或骡也。步卒数千，担荷军器以行。问之则曰：“达子四十万，弥漫于石门寨长城之外。故戚总兵，中军将倪善，将二万众以赴之。”军不掠途人，驴不饲田禾。非中国政令之严，臻是哉。（宿于蓟州莫违忠家。）“胡”，指北边的蒙古族等。“达子”，指蒙古朵颜部落。朵颜部落在明隆庆年间就不停地侵犯和骚扰明朝的北部边界。《朝天日记》这段记载，主要是说戚继光的军队在开赴前线的途中，“军不掠途人，驴不饲田禾”。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戚继光治军“政令之严”。戚继光带领的军队大规模地开赴前线，将士们随时都有战死疆场的可能。大战之前也是将士们各种情绪最容易爆发的时候，控制好将士们的情绪，严守军纪，也是对带兵主帅的最大考验。朝鲜使臣对戚继光所带军队的作风不仅感慨惊奇，而且对戚继光再生敬佩之意。

记载中称“达子四十万，弥漫于石门寨长城之外。故戚总兵，中军将倪善，将二万众以赴之。”是指蒙古朵颜部落酋长董狐狸和他侄子长昂带领的朵颜军队在塞外大肆抢劫。万历元年（1573）四月，戚继光率领军队大败入侵者，并因战功晋升左都督。万历二年（1574），董狐狸和长昂率部再次侵犯界岭，戚继光也再次率军迎击。戚继光的这次军事行动，更是大获全胜。万历三年（1575）正月，不仅彻底打垮了朵颜军，还活捉了朵颜军的主要将领长昂的弟弟长秃。三月，董狐狸和长昂被迫扣关求降。

朝鲜圣节使一行路经蓟州所辖玉田县一带时，书状官许篈在《朝天记》记载：

九月十一日，朝发玉田。白元凯逢戚总兵家人，五六向丰润。与之言，问边事。答曰：“闻达子四十万骑来屯墙下。而其魁二人未至，故候其来。将以今月二十日间入寇，不由石门寨，则欲向关外宁远前屯等处抢掠。戚总兵官拣兵马，率游击将军六人驻扎三屯营，其地距七家岭一百二十里。顷在隆庆元年（1567），达子由北边界岭口以入，故今则一里例设二楼，楼上贮火炮兵器，抽精军五十名守之。虏骑若踰此险，至于平地则彼众我寡，难与争锋。而如不得踰则彼未能成列，必作长蛇阵而来。是则我之所以御之者易矣云云。”“其魁二人”，指的是当时的蒙古朵颜部落酋长董狐狸和他侄子长昂。前面提到，二人自万历元年（1573）春，就率部在塞外大肆抢劫。《朝天记》九月十一日的记载，主要交代从戚继光家人处了解到戚继光军队的布防情况。《明史·戚继光传》记载提到，戚继光在南方用兵是“飚发电举”，对倭寇主动出击。而在塞北用兵，因为蒙古朵颜部落人多势众，又多为骑兵，则是“边备修饬”，“专主守”。记载提到的“平地则彼众我寡，难与争锋”，也说明戚继光“专主守”的原因。记载提到戚继光修长城的情况：“一里例设二楼，楼上贮火炮兵器，抽精军五十名守之”。戚继光加固旧长城，创建了1300多座既能发射火炮又便于瞭望、联络的空心敌台，有效地阻挡了敌人来犯。改造加固旧长城，并不是意味着被动的防守，一旦有了有利时机，明军还会主动出击。记载提到的“其魁二人未至，故候其来”，就是在等待用兵的有利时机。而这次等待到来年正月，长昂之弟长秃率朵颜军队进犯蓟镇董家口时，被戚继光率领的明军大败，并被活捉，这次前面已经提到。这次活捉长秃，迫使董狐狸、长昂率所部向明军投降。直到戚继光离开蓟镇，蒙古朵颜部落再也不敢冒犯明朝，并与明朝议和，恢复友好往来。朝鲜使臣虽然没有见到这样完美的结局，但戚继光的用兵方略和严于治军所带来的成效已经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建议王室以戚继光军事思想改造军队朝鲜使臣回国后，将在中国的见闻汇报给朝鲜王室，并将戚继光治军现状及其带来的战绩与朝鲜军队现状相比较，建议朝鲜王室能依照戚继光治军思想来改造军队。这些建议在朝鲜引起较大震动，为朝鲜后来的军事变革和全面引进戚继光治军思想奠定了基础。《朝鲜宣祖实录修正实录》记载：宣祖七年（万历二年，1574）十一月，“质正官赵宪还自京师。（赵）宪谛视中朝文物之盛，意欲施措于东方。及其还也，草疏两章，切于事务着八条，关于根本这十六条。”质正官赵宪上疏的“八条疏”中第八条是《军师纪律之严》：

臣于蓟州之路，见步卒数千，荷兵粮以行，不敢恃众而掠人之物。又以骡驴驾兵车数十辆，憇于田傍，不敢取田禾一束，以秣其驴。臣奇其师行有律而问之，则曰獭虏寇边，蓟镇总兵官戚继光，令中军将倪善领畿县军三万以赴之。盖以主将威信之素著，故军畏其令，而不敢扰民也。臣因此而窃闻西海坪伐糓之举，平安内地之军，一无统辖。而所经所止之地，恣取民田之禾，以饲其马。前秋失收，今夏又旱，才付晩种，以待西成者。一被师毒，便为赤地。绕田冤号之状，有不可忍见者云。是则不待伐彼之谷，而先害吾民之谷也。……今则先无号令，后无节制。如驱狠羊，略无统纪。不待交兵，而狼狈之势已形。故岁动关西兵马，一不得伸威于一部落之羸胡。脱遇劲，则土崩瓦解，定在须臾之间矣。其视戚总兵秪以五万军分守长城，而八倍獭贼，不敢犯塞。虽彼以其酋长之死退去，而闻其备御之略，戚公之威，能使诸镇截然，而彼不敢犯矣。则殿下自视一国之兵势，为强耶，为弱耶。盖兵之强弱，在于主将之材劣，而不在众之多寡。……臣闻中朝养将之制，既置武学生，教之读书。而又于科举之际，试以备边三策，然后乃拔而用之。故虽为备御守堡之职者，亦多知书谙事，而思尽其职者。其中如戚总兵继光者，虽是袭职，而亦尝受学于梁玠，以长许多知见。臣于道路，闻其为人，秉公持正，忧国忘私。顷尝备倭于南方也，始勤募练，变弱为强。子犯军令，收而斩之曰：“尔不用命，孰肯畏我。”自是三军股栗，遂无懈玩之习，莫不以死力战。而方张之虏，乃溃而散。江南沿海之所以迄无大警者，盖缘戚公之所以严军法而振士气者。屹有名将之风，故穆宗皇帝移置蓟门，倚为锁钥。顷临大敌，申饬关防，以明备御方略。而又于内地，大书约束之文，周掲于城门。其在平日，抚养士卒，虽极其至，而及其犯法，则不少容贷。虽参将以下，亲决四十以上。夜不收（夜不收，是军中谍知虏情者），或传虚报以惑众，则执以杀之。使一军之人知有主将……是以勍寇当前，而人不动摇。关内之人，咸曰：“戚为总兵，杨为总督（杨总督名兆，曾为顺天廵抚而有声者），边鄙之人，赖以少忧云。”臣以是而观其所为文（止止堂稿）三帖。其战亡士卒，莫不为文以祭之。其行师戒涂……漳州门记之作，则思以礼义养士。……其他寻常所呤咏者，无非所以许国而报主者。其忠诚恳切，而品式备具，虽古之良将，无以过此。……是以卒如悍马，而军威不立，边如决堤。而国势不竞将来有望者，惟以卽目老将为限。不思矜奋以及于古之烈将，则他日或有可虞之事，而定无人收拾矣。如戚公之文可以为法于斯人，故臣谨具三帖以进。伏愿圣明以杨兆，戚继光之事，命儒臣作传，而并印其文，广布于中外将士。使倚命自画之徒，有感慕而兴起。则彼知当今之世，果有如许名将，虽垂翅回溪之人，终能奋翼于渑池矣。

赵宪给朝鲜国王的上疏，赞扬戚继光治军之严，军不扰民；“严军法而振士气”；“秉公持正，忧国忘私”，“许国而报主”。同时，评价戚继光“其忠诚恳切，而品式备具。虽古之良将，无以过此”。赵宪还建议朝鲜国王能“命儒臣作传，而并印其文，广布于中外将士”，让朝鲜臣民了解戚继光事迹，学习戚继光精神，以使朝鲜军民“感慕而兴起”，实现强兵富国的目标。

为了能使朝鲜国王和王室重视自己的建议，赵宪在给朝鲜国王的上疏中，还将戚继光所带军队同朝鲜军队现状相比较，并分析出现差别的原因：戚继光带领的明军，行军途中“憇于田傍，不敢取田禾一束，以秣其驴”。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军畏其令，而不敢扰民也”。这样的明军，可以“以五万军分守长城，而八倍獭贼不敢犯塞。”可以抵御数量是自己八倍的来犯之敌，其威慑之力使敌人“不敢犯矣”。而当时朝鲜军队“所经所止之地，恣取民田之禾，以饲其马。”朝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朝鲜军队“一无统辖”，“先无号令，后无节制。如驱狠羊，略无统纪”。这样的朝鲜军队不仅伤害国内百姓，上战场之前先失去民心：“绕田冤号之状，有不可忍见者云。是则不待伐彼之谷，而先害吾民之谷也”。上战场后也只能是“不待交兵，而狼狈之势已形。……脱遇劲，则土崩瓦解，定在须臾之间矣”，在劲敌面前只能是望风而逃，彻底溃败。

赵宪在给朝鲜国王的上疏中，还分析戚继光之所以能带出这样的军队，是因为他“知书谙事，而思尽其职者”，说戚继光深受儒学文化熏陶，知道自己肩负的忠君报国职责。“尝受学于梁玠，以长许多知见”，说戚继光在家乡蓬莱县时跟着当地儒学名师梁玠学习，增长许多真见卓识。戚继光能够“秉公持正，忧国忘私”，是因为名师的教诲奠定了良好基础。赵宪的上疏还提到，戚继光能够带出这样好的军队，还与戚继光爱护士卒、严于治军有关。说戚继光“秉公持正，忧国忘私”，“以礼义养士”，“其在平日，抚养士卒。虽极其至，而及其犯法，则不少容贷”，“以严军法而振士气”。自己的部属和亲属违犯军纪，也一视同仁，严厉惩处。戚继光所带军队“始勤募练，变弱为强”，“使一军之人知有主将……是以勍寇当前，而人不动摇”，士卒只听从将帅的命令，在强敌面前毫无畏惧。正因为如此，戚继光得到穆宗皇帝的极大信任。当北部边境遭到强敌入侵时，皇帝即把戚继光“移置蓟门，倚为锁钥”，派往北部边境抵御外敌。

由此，赵宪在给朝鲜国王的上疏中指出，“盖兵之强弱，在于主将之材劣，而不在众之多寡”。说国家兵力的强弱，不在于士卒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有没有好的将帅，而朝鲜缺乏像戚继光这样的良将。“卒如悍马，而军威不立，边如决堤”。说再多的士卒，如果没有军威，没有像戚继光这样的将帅去治理，朝鲜一旦遭遇外敌入侵，边境将“如决堤”，即可崩溃。赵宪在上疏中还进一步强调，如果朝鲜“不思矜奋以及于古之烈将，则他日或有可虞之事，而定无人收拾矣”。说朝鲜如果不选拔重用像戚继光这样的将帅，国家危局将无人挽救。

赵宪的八条疏，并没有引起朝鲜宣祖国王的重视。宣祖批示说：“千百里风俗不同，若不揆风气习俗之殊，而强欲效行之，则徒为警骇之归，而事有所不谐矣。”由于朝鲜王室没有认识到当时朝鲜面临的危机，没有采纳赵宪八条疏中的建议，也失去了改造朝鲜军队的良机，赵宪原准备递交朝鲜宣祖国王的“十六条疏”没有上呈。赵宪对朝鲜国家命运的担忧，竟在他有生之年变成现实。十八年后，即万历二十年（1592）的壬辰倭乱，朝鲜几乎灭国。

戚继光及其军事思想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特别是对朝鲜王室的影响，标志性事件是万历二年出使明朝的质正官赵宪向朝鲜国王上疏的“八条疏”。“八条疏”虽然重点介绍的是戚继光治军之严，但其中也涉及到戚继光忠君爱民、“忧国忘私”的治军理念和优秀品德。虽然朝鲜王室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但戚继光军事思想已经影响了出使明朝的朝鲜官员。在日军侵占朝鲜的国难当头之际，这些受影响的朝鲜官员不仅能用戚继光军事思想动员和组织抗倭武装，而且自身也以戚继光为榜样，“忧国忘私”，“许国而报主”，将热血洒在抗倭救国的战场上，唤醒了朝鲜王室对用戚继光军事思想改造朝鲜军队的高度重视。（本文原刊于烟台市政协编纂出版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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