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最独特，有时作为一个独立文体出现，有时作为一种元素融合在生活方方面面。诗人老四 “诗心”有时候就在身边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心雕龙》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书中以为，人受外界感染，吟咏成诗，乃自然之道。不过，诗心幽邈，即使愿意去探根寻源，也极难捕捉到诗人灵动的思致。更何况，对于有些诗人的有些作品，还有一些错杂其间“心画心声总失真”之语。

诗人老四（上图）的诗集《自白书》，不久前入选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说，诗集取名“自白书”，一方面可以由此发出自我的“自白”，另一方面发出的也是时代的“自白”。

矛盾个体带给人一种文学的韧性

记者：不久前，您的诗集《自白书》入选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这本诗集取名“自白书”，是希望大家由此探究和了解您内心更深层的想法和思考吗？

老四：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诗开始偏向对自我内心的挖掘。我想通过挖掘自己的所思所想，展示同代人或这个时代的不同人共同却又不曾被挖掘的灵魂。这也可以理解为，“我”到底是什么？“我”在想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比如，我经常用“孤独者说”为题写一些诗歌。诗人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之间很难在灵魂上达成共识，却有着思想的共通性。诗歌是向内的、个人的，同时也是向外的、时代的。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可以发出自我的“自白”，另一方面发出的也是时代的“自白”。

这就涉及到我想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即以我之眼睛，发出这个时代的声音。“我”并非封闭的个体，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我们”的总和。诗歌之于时代，一直是“无用”的，从最初事实上的“无用”，到作为精神引领的口号，最终回归“无用之用”的精神位置。这只是一个诗人的自白，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他自己的，也是这个时代的。

记者：《自白书》中，比如第一部分收入的作品，虽取名为“自乐”，但读来并未给人愉悦的感觉，反而到处感觉到一种如同“除了射向天空的眼神/再也没有飞翔的可能”这种忧郁和挣扎。这种矛盾感，您个人怎么看待？这也是您观察和体验周围世界的一种方式吗？

老四：这本诗集，呈现的是我创作的整体面貌，各种类型的作品都有。目前，我能想到的诗的四种指向：向内，即自我；过去，即故乡；向外，生存以及行走；沉吟，带有总结性的长诗。

我喜欢文学中的矛盾感，生活即矛盾，同一个问题，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不同侧面往往是矛盾的，比如“一个人在人山人海，人山人海里空无一人”这样的句子，矛盾的个体带给人一种文学的韧性。

生活中的灵感促发了文本的出现

记者：古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进入新时代，在诗歌创作方面，您认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启迪灵感，从哪里去寻找“诗心”？

老四：我们总是感叹，诗歌在远离大众，尤其是现代诗出现一百多年后，仍有大量的人将其全盘否定。但这只是表面，诗从未离开。在文学的各个文体中，诗最独特，有时候，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出现，有时候作为一种元素，融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诗心”有时候无从寻找，有时候就在我们身边。

大部分诗是随口而出的，生活中的灵感促发了文本的出现，比如《地坛怀铁生》，许多人走进地坛，会一下子想到那个叫史铁生的作家，一种不同于游历其他公园的情绪油然而生，那个不屈的灵魂，在黑暗中挣扎的作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力量。我想到了自己和他的关系，灵魂和灵魂之间的关系。《少年游之县城》是一首挺有意思的诗，来源于许多年前几个朋友的一段经历，但又没有特殊的故事发生，只是那种夜间行走的感觉，定格在各自人生的历史中。

记者：您是沂蒙山人，这本诗集中专门收录了一批以沂蒙山风土人情为描写对象的诗作。叙事性强，画面感强，有明快的，也有针对故乡变化生出的“他回来过了，只可惜，他的钥匙丢了”这种惆怅感。在您眼里，“沂蒙调”中的“调”，有几种曲调，或者几种“色调”？背后有一些告诉大家的故事吗？

老四：以自己的视角书写沂蒙，会是一生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过去很长时间，本能地去书写故乡，大都源自对故乡的个体经验。不过，这种书写也是不断扩大的过程，最初是所谓的思念家乡，后来对这种浅显的思念“深恶痛绝”。很多诗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大概雷同的情感，写出大概雷同的作品，如何突出自我、突出地域特点，应该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不再写和沂蒙有关的作品，试图让自己静下来，沉淀一下，可能之后会有更深入的体会。

沂蒙不仅是一片地域，还是一个符号。山岳自然之美和人性善恶纠缠在一起，现实和历史纠缠在一起，我感受到了故乡的独特性，有些东西无法绕开，但固有的写作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当下的写作者，需要寻找到一把新的打开历史的钥匙。有时候，故乡是一副枷锁，让人无奈；有时候，故乡是源泉，提供文学最初的可能和最终的归宿。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组名为《沂蒙往事》的“抗战沉思录”，比如收入这本诗集中的《个人史》《老兵的胜利》《祖国的年轻人》《女人的战争》。这可能是我最集中的一次面对历史发出声音，作为革命老区的沂蒙，其历史和现实需要更深入地挖掘。

有些诗歌不能解决的问题

用小说来解决

记者：您是传媒人，这份工作需要立场客观公正，避免个人情感对写作的干扰。这样的工作经历对于诗歌创作，是有帮助，还是会带来某些约束？

老四：总体来说，有帮助。我从许多伟大作家身上看到了传媒和文学之间的共通性，比如海明威和马尔克斯，尤其是马尔克斯，作为作家，一生对新闻业念念不忘，并贡献出许多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比如《一个海难幸存者的遭遇》《一起绑架案的新闻》，堪称媒体人和作家的双重导师。他总结小说和新闻之间的差异：“在新闻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假的，便损害整个作品。相比之下，在虚构中只要有一个事实是真的，便赋予整个作品以合法性。”完全符合我对新闻和文学的观察，当然，这也与我同时进行小说写作有关，这是后话。

几次外出采访，直接给我提供了诗歌书写的思路。比如《秦岭道上》，那是2012年，我去重庆采访山东对口支援工作。在渝东北的山间游荡，地域的差异性让人印象深刻。采访结束后，我们赶赴西安，乘飞机回济南。沿途中看到风景的变化，忍不住写下这首诗。还有《青海辞——兼怀昌耀》，应该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长诗。那是2017年，去青海海北州采访山东对口支援工作。整个采访途中，我带着燎原的《昌耀评传》，前辈诗人在这里留下的足迹，给我提供了现实的参考。这首诗，写青海，也写昌耀，如果是单纯的旅游，估计写不好，深入到采访中，了解了山川背后的故事，才会将诗歌写好。

类似的诗歌还有很多，传媒工作拓宽了视野，对于诗歌写作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当然，二者还是有很大不同，感性和理性的此消彼长，也是一个合理分配的过程。把感性的交给感性，把理性的交给理性，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记者：刚才谈到传媒与文学之间的共通性，您谈到自己的一些认识与同时进行小说写作有关，这种关系该如何描述？

老四：如果说传媒工作和诗歌是矛盾的，那么小说和诗歌同样是矛盾的。我也喜欢这种矛盾。

诗歌能解决文学的很多问题，但不是全部，有些诗歌不能解决的，我用小说来解决。

小说不单纯是故事，它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当下，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非虚构如此精彩，我们还需要虚构吗？答案是需要。但此时的虚构和过去的虚构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区别？答案是当然有区别。当下，我们写什么样的小说？应该是有温度、有灵魂的小说。

我发现了诗和小说之间隐秘的关联，有两次，我把一首诗写成了小说，或把一篇小说抽出筋骨，写成了一首诗。同样的故事，以不同的文体呈现，其侧重有所不同，高潮的迸发点也不同。还有一次，我用一个中篇小说表达了自己的诗歌观——一个去世于2015年的80后诗人，在2040年的时候重回人们视野，其儿子的寻父之旅，完成了对8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忆。

记者：不少人也很感兴趣，为什么笔名取“老四”？诗作《围观者》中，“一个老四站在风里/两个老四站在风里/三个老四站在风里/十个老四站在风里……”，老四就是指生活中最普通的一个人吗？

老四：起这个笔名也是一件挺尴尬的事，最初是随口而出，以在家族中的排行起了这个笔名。后来觉得不妥，想废弃，至今还没有痛下决心。也可以看作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没有什么特殊性，每个“老四”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是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特，而非鹤立鸡群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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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四，原名吴永强，1985年4月出生，山东临沂人，居济南。中国作协会员，山东作协签约作家，山东青年作协副主席，张炜工作室学员。写诗，兼写小说，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江南》《西湖》《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东文学》等，出版长篇小说《后大学时代》。曾参加第二届“新浪潮”诗会、鲁迅文学院第34届高研班，获2014“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佳作奖、诗群落新人奖、银雀文学奖等，黄河口驻会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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