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周村商埠华洋关系初探

鸦片战争后，魏源、夏燮提出的“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大张通市之谕”的主张是为自开商埠思潮之嚆矢。1903年，胶济铁路已通至周村，周村转运货物日益繁多，商客云集，“可称山东全省商务第二兴旺之区也”。1904年胶济铁路行将建成通车，德国早派专人驻扎济南，欲以铁路为线将势力插进山东内陆，面对德占胶济的危急情形，1904年5月1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奏请济南并周村、潍县辟为自开商埠。

开埠后洋行蜂拥而入，商品种类渐趋多元。尽管此时周村工商业内力尚处强势，洋行数量远不及本地商号兴盛，地方政府亦严格划定商埠区以限制外商势力。然洋商利用胶济铁路之便，在多次申请进入周村城未被批准的情况下，转而灵活利用代理商方式突破商埠区阻碍渗入周村内地，开启了与本地商人融合竞争的历史进程。

据1918年《周村市区调查报告录》记载：“西洋人，男丁有二十八人左右，女口有十五人，教士、医士居其半，商人居其半，其余往来无定者，不在此限；东洋人，男丁有三百人左右，除铁路供职者外，余悉为商人，女口有一百五十人，商人居多，其余往来无定者不计其数。”可见，至开埠十余年后在周村常住东西洋人约500人，以商人为最多，而此时周村本地人（不计侨民）已达9万余人。外国人在周村营业有洋行18处、房产6处，值洋5万余元。由此可知，周村小商埠自始至终吸纳洋人数量及外商资本有限，而以商人、铁路职工为主的洋人群体对周村近代经济变革之影响自然难与济南等大商埠相提并论。

就华洋商关系而言，其既有互融互补的一面，也有斗争压制的一面。互融性来自于华洋商彼此的优势互补，而斗争性则源于两者在商业利益上的竞争冲突，又受到本地民族情绪的深刻影响。周村开埠后，外汇市场应运而生，当时的周村商人尚无经验，外币汇兑仍需依靠外商。而外商进驻周村后，语言不通、根基未稳，必然需要值得信任的当地人帮助操持店内业务，两者自然形成互补关系。据田中洋行职员张德馥回忆：“我在田中洋行三年多，和田中交谊颇深。有时到他办公室，他殷勤让坐，他姨太太递烟献茶，十分热情。”此外，洋商不仅将外资企业冠以“礼”“义”等传统老字号标识，亦采用传统商人特有的印章、书信进行商业交流。在周村开埠期间一刻字社印拓中多次出现了“瑞和洋行出张所”、“英商四海保险公司”的印拓及标有“NIMUSS”、“eham ton eiganette”字样的外文刻章。

但外商与华商间仍然存在摩擦：“日本人对我存有戒心，有时外出，滕源就跟在后边盯梢……许多事日本人还是对我保密的，田中办公的地方在楼上，一切财务账簿、来往信件都不对中国人公开。”外商对本地雇员仍存戒备，受雇的周村人往往职位较低，无法接触核心业务。如铃木洋行的负责人均为日人，验茧过磅亦系日人，而业务联系和账簿记载则依靠本地人。另外，在周村的日本商人“特恐鲁人不许其租地址或拒绝与之交易，遂先暗中运动华人出名经营或合资组织，以为掩饰耳目之计”，此举必然引发爱国团体的抵制和控诉。而在经营策略上，火车站附近的洋行多以卖药为名贩卖白面（海洛因）等毒品，因吸毒而濒临破产的周村市民常常将盗窃财物送于此地换取毒品，不少洋行遂成为周村的毒窟与盗窃窝点，引发市民抗议。

受一战前后德日势力的相继影响，周村洋商势力之间亦有颉颃。德商礼和洋行、美商鸿记油栈、英荷义太鸿为争夺山东煤油市场而于周村展开激烈商战。一战后日商势力有所提升，周村东门至车站一带设立的侨商团体“仁会”即以日本铃木洋行为最大。30年代后日军遂将鸿记油栈、英荷义太鸿作为敌产接收，日本三菱商事公司最终控制了该地石油市场。周村商人为维持生计，亦不得不争相与之攀结。

总之，在周村开埠的前30年“各国洋行之来周村驻在者，若英若美若德若俄若法，皆往来多年，络绎不绝，并非日本一国独居之地。”由于洋商数量相对较少，各国势力的此消彼长亦有效制约了日商一家独大，使得本地商人牢牢把握周村商埠主导权。至30年代日军侵华形势突转，这一平衡局面才被打破。

近代中外经济交流是周村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这一时期的周村是外资势力进入山东、资本主义工商业与本地传统工商业交流融合的真实缩影，也是山东工商业变革的历史见证。作为自开商埠，周村近代经济是多元因素整合的结果，是在内、外两种动力推动下不断前进的。而以华洋关系透视近代周村商埠，将周村置于国际视野下透视商埠社会的兴衰更替，也不失为当今周村商埠历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梁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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