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泰山研究学者周郢在台北发现《泰山书院约言》，揭开了清代泰山书院学生读书之法 静听泰山书院的“读书指南”

□记者 陶园园

泰山书院是泰山历史上的著名书院，创始于宋人孙复、石介。后废。清代重构于泰城上河桥西北。乾隆末，知名学者唐仲冕曾任书院院长。当年泰山书院学生在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今天已不得其详。近日，泰山研究学者周郢在台北，发现一部《泰山书院约言》，其书不仅在泰山文献中从未见著录，收录甚备的《中国书院学规》中也付之阙如。

乾隆二十九年（1764），泰安知府姚立德、知县程志隆等，因泰城青岩书院渐就倾圮，遂在城西汶阳桥（今泰城上河桥）畔购买民舍，别建堂宇，仍题名泰山书院。“凡正门、重门、讲堂、书舍以至庖湢、廪廨，莫不具修。复于讲堂东偏筑室以祠三贤（祀宋儒孙复、石介、胡瑗）。阅数月而工竣，又以经费储偫，酌定章程，延明师，集诸生肄业其中。仍颜其额为泰山书院”。《泰山书院约言》作者李品镐，即是此次书院建设的积极参预者。品镐其人，乾隆中其曾先后知肥城、泰安等县，程志隆《重建泰山书院记》即由品镐书丹。此部《泰山书院约言》即是李品镐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为指导诸生读书、治学而作的一卷“学习大纲”。

据周郢介绍，《约言》字体为楷书，墨拓，每折页20.6×10.3公分，裱于30×13.7公分纸上，页6行,行14—15字。清册题名为《李品镐字帖》。推想原文应是镌之碑石，后人摹拓剪裱而成。“约言”也作学约、学则、学箴、规约、训规、讲规、会规等，其制始于宋代，最著者当推南宋朱熹之《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由宋廷颁示天下学府，产生重大影响，因之后世仿作者甚众。关于此类学约内容，根据研究者之总结，约有三端：“一是确立办学、讲会之宗旨，宣示书院教育的方针，为诸生树立鹄的，为同仁确立目标，意期立志高远，养成正确的人生理想。二是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既多理性之分析与规劝，更重日用伦常规范的建立，言者谆谆，无非是想为学者提供更多至善达德的帮助。三是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多为山长半生攀登书山、畅游学海经验的总结，言出肺腑，语凝心血，无论是正面的引导，还是反面的戒饬，皆得视作书院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前言》）而《泰山书院约言》属第三类，即读书方法与治学门径的启迪。

《泰山书院约言》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即循序渐进，确定学习步骤；分门别类，开列书目指南。特别在读书导引上，作者确有心得。如提出“读经”应专精一经，兼及群经：“经虽列为十三，而其原皆不可不深求之。《易》有连山、归藏，《诗》有小序、外传，《书》有古文、今文，左氏、公、谷所传《春秋》，《周礼》、《仪礼》与《礼记》相会通。有志读书者虽不能尽览，而于本经之馀，博涉而精取。通经之彦，吾谁与归。”“读史”于《史记》而外，尤重《通鉴》与《通鉴纲目》：“司马温公因其繁多，综核而胪列之，以编年纪月之例书，敷奏明试之迹，所谓《资治通鉴》也。朱子又效《春秋》书法，分为纲目，以寓褒贬，数千百年之事可以抵掌而读。”“读古文”特重唐宋八家，谓“精选而熟读之，充腹笥，广见闻，健笔力，资麈谈”；“读赋”则指出精读《文选》中小赋，“浸淫既久，辞无弇鄙之讥，笔免庸俗之诮”，“读诗”则深鄙试帖一体，提出兼涉汉唐宋元，不主一家，“朝夕涵泳，自然命意高超，吐辞深稳矣”。最后，提出分年计程的读书法，“立定一日之程，毋夸多斗糜，毋见异思迁，始不畏难，中不间断，循循而进”。全文言朴意显，不故作高深，不故弄玄虚，诚为初泛学海者之指南。

周郢在充分肯定《泰山书院约言》所设计的“读书指南”价值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即缺少了对“经世”之学的关注。清代以后，各地书院日趋官学化，乾隆朝新建的泰山书院，已减弱了北宋泰山书院孙、石诸人“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的经世情怀与思想锋芒，一变成“承平高第为山长，勿漫清吟《庆历诗》”之谨小慎微。故其为诸书开列高文典册中，竟无经世致用之篇。可作对照的是，道光五年（1825）陈寿祺《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择经籍”中所论除通行经史外，特标出“经济之书”：“经济之书，则《通典》《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大学衍义补》《思辨录》《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农政全书》……所以通知古今，可施实用，此皆问政之津梁也。”其取径远较李品镐所列为广远。周郢认为，这一经世眼光的缺乏，恰为《泰山书院约言》之缺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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