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济南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济南考古金字招牌愈发闪亮

宁阳柳沟新村西南遗址出土的隋代瓷碗叠烧方法复原图后伏山遗址出土的岳石文化陶器宁阳柳沟新村西南遗址出土的部分刻铭支柱后伏山遗址出土的井圈后伏山遗址发掘全景

□本报记者赵晓林

近来，有关济南市区内发现疑似丁宝桢墓的消息，成为市民的热议话题。最终经济南市文物部门的考古发掘证实，该墓并非丁宝桢的墓葬，推测墓主生前应为清代富裕人家。通过这件事，人们对考古工作的兴趣愈发浓厚。

记者近日采访获悉，济南考古工作几十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很多考古项目曾多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殊荣。此外，去年，市考古研究所更是走出济南，走进泰安市宁阳县，对那里的柳沟新村西南遗址、后伏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将济南考古这个品牌带到周边城市，也让济南考古这块金字招牌越发闪亮。

柳沟新村西南遗址：近30年山东唯一科学发掘的隋代窑址，当时瓷器生产较为繁盛

泰安市宁阳县柳沟新村西南遗址位于葛石镇柳沟新村西南约100米处，为新发现遗址，实际发掘面积302平方米，发掘工作从2018年6月底至8月初，由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进行专项考古发掘。

此次考古项目负责人郭俊峰告诉记者，本次发掘在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一处遗址，因为这是一处和瓷器生产作坊有密切关系的遗址。通过发掘，发现的遗迹较少，包括灰坑10个、灰沟6条、水井1眼。虽然未发现窑炉，但是发现与制瓷业相关的大量窑具以及瓷器残次品，据此推测该遗址附近应该存在一处瓷器生产作坊。出土窑具包括支柱、垫圈、支钉、间隔具、窑壁等，其中支钉数量最多，完整者及残损者共计1.1万余件，部分支柱上还有刻铭。瓷器主要为日常实用器，包括碗、杯、高足盘、罐、盆、钵、瓮、盘口壶、碟、器盖等，以瓷碗数量最多，此外还发现有瓷饼、瓷坠、瓷球、石磨、银钗以及隋五铢钱等。

郭俊峰说，通过出土的这些器具研究，这个古窑作坊的烧制方法主要是叠装裸烧，也就是将器物一层层地堆叠起来，中间架以支钉隔开，防止粘在一起。在出土的一些碗中，也能清晰地看到支钉留在上面的痕迹。因为用量大，所以发现的支钉才会这么多。出土的瓷器器型也比较丰富多样，有碗、盘、杯子等，其中可以复原的有100多件，可以作为标本的有1000多件。虽然探方中没有发现磁窑，但有跟制瓷相关的水井、瓷土、灰坑、灰沟等，由此可以判断出这里是隋代一个重要的瓷器生产作坊。

除了用支钉烧制，考古现场还发掘出了窑具“匣钵”，这是一种在烧制陶瓷器过程中，为防止气体及有害物质对坯体、釉面的破坏及污损，将陶瓷器和坯体放置在其中焙烧的容器，与直接跟火焰接触的烧制方式相比，受热均匀，这里面烧制的瓷器都较为精致。其他窑具还包括窑壁、支柱、垫圈等，有的窑具上还刻着文字，考古人员推断，可能是某个人负责这根支柱上烧制的碗，所以做一个标记，烧坏了就由这个人负责。经过粗略计算，这里的烧坏率在10%左右。

郭俊峰告诉记者，通过与周边窑址及墓葬出土瓷器的对比发现，柳沟新村西南遗址出土窑具、瓷器的年代主要集中在隋代，也有少量北朝晚期及唐代中期的瓷器出土，而且瓷器的产量远远大于当地的使用量，种类也比较多样，产品除了供应当地消费使用外，应该还销售到了其他地区。据此他们认为，该窑址应该在山东地区古代瓷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可能创始于北朝晚期，隋代时较为繁盛，唐代早期可能因战争原因而停产，唐代中期曾短暂复烧，之后可能由于资源枯竭或者外来瓷器涌入而衰落。

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对记者表示，这是近30年来山东地区唯一经过发掘的隋代窑址，信息量很大，基本上可以复原隋代瓷器生产方法和装烧技术。这处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北朝至唐代制瓷业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也补充了山东地区古代瓷器生产的发展序列。“出土的大量多种类型的窑具以及残次品，可以还原这一时期瓷器的生产工艺、装烧技艺；刻铭支柱的发现，也可以推进这一时期制瓷业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面的研究。此外，该遗址出土的瓷器也可以为周边地区墓葬、遗址出土瓷器的断代提供帮助，具有标尺作用，对于下一步研究隋代制瓷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提供了新的线索，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山东乃至全国研究隋代瓷器的生产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后伏山遗址：主体为战国西汉时期的聚落遗址，文化堆积丰富

后伏山遗址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位于宁阳县伏山镇后伏山村西北约500米处，东邻洸河，地处台地，北高南低，现为耕地。初步勘探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椭圆形，南北约800米、东西约300米，0.7米下可见文化层，在待建公路东西向从遗址中部穿过。在公路征地范围内，选择文化堆积丰富区域东西向布探方，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发现岳石文化时期至西汉晚期大量遗存，共清理灰坑184个、灰沟28条、灶4座、水井1眼。

考古人员介绍，这处发掘区域原为耕地，地势较平。地层堆积共分4层。第1层是耕土层，层下发现少量近现代扰坑、沟。第2层是黄沙土，底部出现零星灰陶片，层下未见遗迹。第3层为深灰褐色黏土，出土不少泥质灰陶片、少量夹砂灰陶、零星泥质红陶片；纹饰以绳纹为主、少量凹弦纹；可辨器形有筒瓦、板瓦、罐、盆、鬲、豆、井圈等，时代大致为西汉晚期。该层下发现灰坑50个、灰沟5条、灶4座。第4层是深黄褐色黏土，出土较多泥质灰陶片、夹砂灰陶片、夹砂红褐陶片；纹饰以绳纹为主，可辨器形有罐、盆、盂、钵、鬲、豆、瓦等。时代大致为战国晚期。该层下发现灰坑134个、灰沟23条、井1眼。

这处遗址共发掘灰坑184个、灰沟28条、灶4座、水井1眼。出土器物绝大多数为陶片，另有少量兽骨、零星蚌壳，小件仅50余件。陶片以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夹砂红褐陶为主，少量泥质红陶；可辨器形有筒瓦、板瓦、罐、盆、盂、钵、豆、鬲、甗等，其中以瓦、盆、罐最多，盂、豆、鬲次之。小件主要有筒瓦、板瓦、盆、钵、鬲、豆，另有少量纺轮、圆陶片、陶丸、陶珠、铜钱、铜眉笔杆、石矛、磨石、骨簪、骨锥等。铜钱主要是西汉五铢。

考古人员对记者说，这里发掘的灰坑平面以近圆形、椭圆形为主，少量长方形、梯形、不规则形。多直壁或斜壁、平底，部分底不平；少量弧壁、圜底；零星为袋状。多为垃圾坑；少量形制规整、壁面及底部加工较好的可能原为窖穴，后废弃成为垃圾坑，少量形制较好，较深的可能原为水井。“在这里发掘的比较特别的是4座灶，为平地下挖式，其中有两座保存较好，由工作间、火门、火膛、烟道四部分组成。还有一座的后侧与一小坑相连，推测该坑可能为临时存灰之用。还有一口井，上部已被破坏。建造方式为土圹内拼砌陶井圈，每层井圈由7块弧形砖组成。距开口约0.3米开始砌筑陶井圈，其上西侧残留少量较规整石块，推测上部可能原有石质井壁。”

在普通人看来，这处遗址好像没发掘出什么特别的文物，没什么价值，但是考古人员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根据遗址出土器物特征及叠压、打破关系，推测发掘区域主体时代为战国西汉时期，少数遗存可早至岳石、西周时期。遗存具体年代初步分为岳石文化晚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

李铭总结此次发掘时表示，基本确定后伏山遗址主体应为战国西汉时期的聚落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其中岳石文化和西周中晚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该遗址的内涵，为研究宁阳地区夏代至西汉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泰安地区考古只是第一步，济南考古将不断“走出济南，服务全省”

记者了解到，不只是上面说的两处遗址，泰安市东平县的裴寨遗址，也是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进行的考古发掘。根据出土器物情况，初步推断该遗址是一处唐至金元时期的遗址。遗憾的是遗址破坏比较严重，遗存并不丰富。尽管如此，工作人员仍然进行了科学、细致清理，因为考古并非挖宝，而是全面提取古代人类社会的信息，抢救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

为什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去年这么密集地在市区以外的地方，进行考古发掘呢？

这还要从2015年说起。当年年底，宁梁高速公路建设之初，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对工程沿线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发现了沿线的多处古遗址。此后，相关部门委托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

李铭对记者说，这也是济南市考古研究所首次走出济南市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这对于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来说意义非凡，所以考古人员前期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制定了各项发掘方案。考古发掘期间，大都正是高温天气持续的时候，济南的考古人员每天冒着酷暑在发掘现场工作，事无巨细地清理遗址，在条件差、任务重的情形下完美完成了考古发掘任务。

“这几次在泰安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是我们走出济南进行考古发掘的开始。我认为，具体的考古发掘到底取得了多少成果，是我们需要不断进行研究和总结的，但我觉得这不是最主要的，走出去这个动作才是最重要的。济南考古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工作特点，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形成了文化品牌，比如多次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等，这些成就在全国的城市考古研究所中也是位列前茅的。也正因此，省里相关部门才会把这几次考古发掘任务交给我们，也使济南考古这个品牌能走出济南，在更大的空间展现风采。这种做法不只是完成一次考古任务这么简单，而是要借此把济南的考古实力、将济南考古人的工作能力在济南市以外进行充分展现。这只是一个开头，‘走出济南、服务全省’不是一句口号，对于我们是一种坚定的实践，济南考古一定会用自己的能量，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散发出更夺目的光彩。”李铭对于济南考古走出济南的前景抱有很大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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