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为了保护，还为了传播 书之晒

□ 本报记者 宋亚鲁 卢昱

本报实习生 李睿嘉

8月25日，第二届中华传统晒书节启动仪式在曲阜孔子博物馆举行。今年晒书节活动主题为“传习经典 融古慧今”。在孔子博物馆时习阁，共展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各类珍品古籍总计50册，其中既有存世不多的宋元刻本，也有史料价值极高的手稿本、抄本。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告诉记者，现在晒书不只是为了保护，还为了传播，“晒”字实际意思就是晾，晒书节能让大家亲近经典、阅读经典、背诵经典，体悟经典的深刻内涵和现代意义，把祖先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晒肚皮？是晒书！

关于古人晒书的故事，可谓一箩筐。剧情也颇为相似：某某年间，满腹经纶的学者某某，在农历六月初六这天，袒肚露胸晒太阳。其他人问起为何，答曰晒书。主角跨越千年，有晋朝郝隆、王羲之，清代朱彝尊、蒲松龄等。

在民间，随着《西游记》的流传，也有玄奘晒经书的传说。据说玄奘师徒从西域取经归来途中，经书被河水打湿。正值六月六日，太阳高照，他们就将经书放到大石之上，一一晾晒。在新泰城北五里处，有“曝书山”，今称金斗山。据《新泰县志》载：“山在县北，邑之镇山也。危岩怪石，形势苍古。相传异人曝书于上，遗迹尚存。”

书在梅雨天容易生霉，天气晴朗时搬出来晒晒，可以防书霉变生虫。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古人却将枯燥的事务变成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做起来意味悠长。

据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考证，晒书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关于晒书最早的记载始见于《穆天子传》：“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陵。”由此可见，在西周时，古人便开始晒蠹书。何为蠹书？即生了虫的书。既然称之为书，那书是用什么做的呢？众所周知，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纸本书籍才开始大规模使用。周穆王所晒的书，极可能是生了虫的竹简。

东汉崔实在《四月民令》中更是明确了晒书时间：“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七月七日，在这天人们会把经书和衣裳拿出来晒一晒，这样两者皆不易生虫。直到唐代，宫中都还设有曝衣楼，专供宫女们在七夕这天曝衣之用。开元年间诗人沈佺期就在《七夕曝衣篇》中写道：“宫中扰扰曝衣楼，天上娥娥红粉席。”

到宋代以后，七月七日的节俗中就再也没有关于“晒衣曝书”的记录了，这个节俗并不是消失了，只是演变为农历六月初六的节俗内容。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不统一，背后反映的恰是古人对待书籍的严肃谨慎态度。

“其实不管是七夕还是六月六，以保护为目的的晒书行为受地域限制非常强。南北方要根据各自的气候环境去选择合适的晒书时间。”山东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师侯妍妍介绍道，“此‘晒’非彼‘晒’，书籍是不能直接在阳光下暴晒的。科学实验证明，长时间阳光暴晒对古籍纸张墨色所造成的伤害十分严重，尤其是阳光中的紫外线会破坏书籍纸张的机械性能，使纸张劣化解体，造成不可逆的破损状态。

晒书不是晒被子，古人早已从实践中获知。1500年前的北朝农学家贾思勰即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对曝书提出一系列要求，足为后人垂范：“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日曝书，令书色暍。热卷，生虫弥速。阴雨润气，尤须避之。慎书如此，则数百年矣。”

晒书须因地制宜。南方梅雨时节，书籍容易受潮发霉、生虫，拿出来“晒一晒”，通通风，会给书籍祛湿驱虫；而北方较为干旱、风沙大、灰尘较多，书籍的酸化、粉尘、污渍比较严重，经常翻一翻、晾一晾能让书籍保持干净整洁，甚至于下雨时，特意开窗让书籍适当接触水汽，以免纸张因为太干而日渐松脆。

时见古人以“曝书”“晒书”作为堂号或书名，如朱彝尊“曝书亭”、《曝书亭集》，郝懿行《晒书堂集》，钱泰吉《曝书杂记》等等。又有以藏书家曝书场面为题的画作。这些都是由曝书衍生而来的文化现象。

藏书易，护书难

古人晒书有雅趣，这种行为背后那种对文字和纸张的敬畏，也值得今人吸取。在传统文化中，文字具有神秘的力量。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文字诞生时，“天雨粟，鬼夜哭”。清代外交家薛福成认为“文字者，圣贤之精神，造化之机缄，而一切立德立言立功之秘要，赖之以传者也；敬之惜之，罔敢亵也，罔敢弃也。”

一张白纸不要紧，可一旦写上文字，就是两码事了。敬惜字纸自然要爱惜书籍，于是便有了“不以书夹刺，不以书作枕，不以书与妇女夹针线。不卷书折角，不乱翻乱揭，不杂乱堆积霉烂”的规矩。字纸和书籍成了文明的象征，敬惜字纸实际上是要人们重视教育，珍惜文化，崇尚文明。

宋元明清四朝，官方皆有曝书制度，相关机构负责对所藏图籍、书画定时点检晾晒，免致虫伤霉变。其中最富文化意蕴的当推宋代曝书会。北宋初期，官方曝书已为定式，秘书省年例入夏曝晒书籍，时间绵延两个月。宋代曝书会特别之处在于，这并不仅是相关藏书机构的一项工作，而是兼具图书展示与文人雅集性质的一场文化盛宴。

到晚清时，官方晒书则漏洞颇多。文渊阁每年伏日晒书一次，十余日而毕，直阁学士不亲自监视，委派下属前去，故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

为保护书籍，古时私家藏书的拥有者均制定了相当严苛的管理制度。每个藏书家都深谙一个道理——历来，藏书聚难散易，稍有不慎便灰飞烟灭。正如古人云：“昔人谓积书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我不望其能读，但望其能晒耳！”

很多藏书家都有自己的曝书小窍门。如北宋司马光曾在洛阳建独乐园，聚书万余卷，题为“读书堂”。据费衮《梁溪漫志》记载，“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从宋代古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书脑为纸张粘贴处，厚实、易存潮气。将曝晒书脑与阴晾书页相结合，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作为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海源阁，主人对藏书也颇费心思、考虑缜密。海源阁布局合理，阁基高于地面，能够预防大水灌入阁内。阁上有窗户，便于通风除潮去湿。前有专门的晾书亭，定期晒书。院内有水井，用来防火。

杨氏藏书第五代传人杨敬夫在《曝书》中说：“我家遵守旧规，每二年或三年必晒书一次，全家共同从事，并预先邀同亲友数人帮忙，由清明节起，至立夏止。据先世遗言云：夏日阳光强烈，书曝晒后，纸易碎裂，不耐久藏，且时多暴风雨，有卒不得收拾之虞；秋季多阴雨，潮湿气盛故易袭入书内。清明节后气候干燥，阳光暖和，曝书最为适宜，立夏后渐潮湿，即不宜晒书矣。”

海源阁晒书极为得法，晒书时将每册书按次序散列案上，在阳光下晒一至两个小时即移回室内，再按原来次序排列原架隔上，并用白丝绵纸将樟脑面包成许多小包，随书在函中放入一二，但不得放入书中。海源阁藏书尽属珍本，外有木匣，内有锦函。在清明后，每日将全部门窗悉行放开，以使日暖风和之气徐徐进入，只将架隔上浮尘掸净，但不启函出书，由上午十时起至下午四时止，大约五天至七天。过此时期，即将全部门窗重新关闭，严密钉锁，同时封条，以表慎重。

“对于这些私人藏书楼的管理者们来说，晒书和及时翻检是保护书籍的主要方法之一。”侯妍妍说。事实上，每年一度的晒书，确实是书籍最为重要的防潮驱虫措施。

晒书，是一种回归。或在曝书间翻看旧日文稿感慨万千，如陆游所说“日满晴轩理蠹鱼，壮游回首一唏嘘”；或从曝书中参悟到人生哲理，如明代藏书家邵宝所说“连日晒书如晒麦，人间耕学本来同”。

总之，如杜牧在西山草堂中所说“晒书秋日晚，洗药石泉香”。同其他书斋幽事一样，晒书早已成为文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寄托着无限闲情与雅意。

从图书漂流到“赛”书

“我前几天在看《白鹿原》，其中有一段写得特别好，给我极大震撼，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所以我把那段文字用手机拍了下来，然后写上我的感想，发在了朋友圈。”山东师范大学学生孟昱颉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晒书，可是随着科技发展和大家生活方式的转变，我觉得晒书这件事也会从阳光下走到屏幕上吧。”

此种晒书便有了赛书的意味。“晒书”的概念在当下被不断深化，“晒”也可以理解成英语Share(分享)的谐音。多地的“晒书会”一般与书市同时举行，目的在于为大众提供一个荐书、评书、换书和以书会友的平台。

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晒书会”，即“图书漂流”。书友将自己不再阅读的书籍贴上特定的标签投放到公共场所中，无偿供人阅读。拾取的人阅读之后，根据标签提示，再以相同的方式漂流之，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流动的图书馆。在网络上，有图书分享功能的豆瓣网更是静水流深，多年来备受年轻人青睐。用户登录网站后设置自己的目录，可以找到与自己有相同喜好的爱书人，还可以通过书名或作者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记者在豆瓣网的“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小组中发现，早有人发起过如何晒书的话题讨论。“我觉得封面、版权页、前言、内页是不可少的，尤其是版权页和前言。封面是读者看到的书的第一面，版权昭示书籍的作者、出版社、印次、版次等重要信息，前言是对书籍的总览说明。当然，有些书前言太多，可择其要者展示，比如古籍方面，可突出版本的选择和点校遵循的规则，内页则可显示书籍的排版、间距、字体、字号等等。除此之外，可展示此书突出的优缺点(如果有的话)。”发起人老撒如是解释。

说到底，读书是一件比较精致而私人的事情。最近几年，“你多久没有读过一本书了？”的发问从未停歇。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2.84本。相比于位列前三名的以色列64本、日本40本、法国20本，这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值得每个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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