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 伤不起的“民间收养”

关注民间收养

3月13日上午10时，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就“保障基本民生，发展社会服务”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对个人和民间机构自行收养弃婴、孤儿的爱心体现和奉献进行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但他同时指出，自行收养的行为怎样纳入到法律支持的范围内，怎样达到儿童利益最高原则，有利于弃婴、孤儿的健康成长，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课题。

可以说1月4日河南兰考的大火不仅点燃了人们对弃婴和孤儿收养的共同焦虑，各地开展了弃婴收养情况大排查，同时也触痛了收养者的神经。

本报记者  唐学仁

A排查 孤儿收养情况全国大排查

2月27日，元宵节过后的第三天，开完会的兰州红二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顾宏匆忙拿起文件包赶到社区。

当天，兰州市城关区民政局、辖区派出所、街道办等单位组成的普查队再次来到顾宏所在的红二村社区普查弃婴收养情况。早在1月10日，这个普查队就曾来过社区，对社区的收养情况进行了摸底。

地处火车站附近的兰州红二村是兰州有名的弃婴收养社区，更是兰州市城关区一个贫困人口、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社区，弃婴事情时有发生，而弃婴中多数都有先天性疾病。不少外来人口在火车站附近工作，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在这些年里，整个社区里收养弃婴的有20多户人家，收养的弃婴和流浪儿童不下200个。

普查人员的再次造访，要求社区收养家庭提供一些资料，包括收养孤儿数目，以及有没有报案证明，是否都有户口，户口是怎么上的，收养资金来源，社区是怎么监管的等情况。对此，这里的收养者杨虎娃“觉得很好笑”。因为这些情况，民政局和派出所等早已了如指掌。但在河南大火发生前，他们收养的艰辛除了社区还能照顾之外，其他部门从不过问。

1月6日，兰考悲剧后两天，民政部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要抽调人员，从1月上旬开始，用1个月时间，组织力量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大排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我反对让孩子们从寄养家庭里回到福利院！”杨虎娃说，“我去过那里，孩子们不能出大门，每天重复单调的生活，孩子在家则可以得到比较自由的生活。” 

“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情了，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会像家里这么吃住得好吗？会有这么温馨吗？”杨虎娃和苟万宝的担心并非孤案，在河南兰考袁厉害事件之后，席卷孤残弃儿民间救助的大风正在袭来。

B尴尬  收养的孩子没户口

同样担忧的还有定西市的陈尚义夫妇。自从河南大火发生后，当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也已多次登门，要她把收养的孩子全部送到福利院。

之前的1月8日，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通知的同时，还提出“对未经民政部门批准、个人或社会组织自行举办的孤儿收养机构，要坚决依法予以取缔，并将孤儿妥善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

而正是这条坚决取缔“非法”收养机构的措辞强硬的条款，触痛了许多民间收养人士敏感的神经。萦绕在杨虎娃和苟万宝心头挥之不去的担忧最终还是来了——两家收养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好多年了，是不是要送回福利院呢？

杨虎娃是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人，1996年和妻子令小桃来到省城兰州打工，之后就一直住在兰州市城关区红二村社区。2008年6月，杨虎娃的生活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小生命彻底改变。

“那天一大早我像平常一样去火车站卖旧书。”杨虎娃回忆说，“后来听到墙角处不断传来婴儿哭声，过去一看发现是个没人要的婴儿。”

善良的杨虎娃不忍婴儿挨冻忍饿，尽管已发现孩子有唇裂缺陷，杨虎娃还是二话没说，就将这个小生命抱回了家。由于自己没有小孩，杨虎娃和妻子就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这个捡回来的“宝贝”身上。

“我给孩子取名叫杨广泽，小名叫当当。”杨虎娃说，“当当的生日就定在了我把他捡回来的那一天。”

虽然每月只有不到800元的收入，还要负担每月260元的房租和日常开销，但杨虎娃从没亏待过孩子。“我们俩怎么省都行，但不能让孩子受罪，要让他吃好穿暖。”杨虎娃说。过去的4年里，当当已接受了两次手术。“我还要加把劲挣钱、攒钱，给当当再做一次手术，让他彻底康复。

同样，41岁的苟万宝十年前收养了一个女婴。如今已经13岁。“就是自己的孩子了，和亲生的没什么区别。”

但无论他们怎样善待这些弃婴或孤儿，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尴尬是，相对于那些进入福利院系统的孩子，没能进入这个系统的孩子则沦为不被承认的、没有户口的“非法收养”。这也正是苟万宝担心的，因为孩子至今还没有户口。尽管如此，但社区书记顾宏无不感慨，“目前收养弃婴的是这些低收入外来人口。他们生活本身就很难得到保障，却还愿意帮助比自己更加困难的群体，这种精神着实让人感动。”

C困境

由民政部门收养的孤儿不到20%

社会的不理解让民间收养人觉得尴尬。河南兰考的大火刚被扑灭，关于袁厉害收养孤儿敛财的说法就已经甚嚣尘上。这让陈尚义感慨颇深：“好多人以前也这么说过我，说我收养孩子是为了挣钱。”甚至还有人质疑陈尚义夫妇靠收养弃婴赚取国家补助和爱心人士的捐款，这让两位老人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民政工作人员的劝导下，陈尚义夫妇最终同意将目前所收养的6个孩子中3个最大的交给福利院。

在这次全省民间收养普查中，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何长发亲自带队到地县普查。何长发坦言：“收养孤儿最好的办法，还是家庭，不是福利院。近日出现的一系列孤儿收养问题，尽管有很多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讲，还是队伍素质不够，历史欠账太多。”这次民间收养普查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甘肃省有在建和筹建的独立儿童福利机构达19家，投入使用的仅有十家。今后儿童福利机构床位数将在目前基础上新增1900张，达到3000多张，而目前甘肃省登记在册的孤儿有1.8万多名。放眼全国，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其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意味着，目前由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还不到总数的20%。

以定西市福利院为例，这个始建于1989年的机构空闲了10多年后，于2005年才得以启动，2008年扩建。尽管福利院的规划为全院设有162个床位，但实际目前共收养孩子30多人，其中20人是去年集中收养的贫困家庭重度残疾儿童。“说到底，福利院数量还是不够，服务也欠缺。”何长发说，福利机构中管养的孤儿，养育标准落实得比较好，社会这一部分有待政府去落实。

D

出路

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

曾经到全省各地调研过的兰州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教授张咏梅事后这样感慨，所有的孤儿都应该从小领养寄养到人家里去，建立亲密的家人关系，有正常人的生活方式，不要再建福利院了，也不要再建孤儿村了。

“民间组织和个人收养的孩子基本上都很幸福，而且孩子们也不愿意到福利院去，因为大多数福利院的条件都很差。从全省来看，硬件和服务上各地福利院的差异也很大”。张咏梅说，“现在这种指望通过收养法来解决弃婴孤残儿童问题的思路，本身就值得商榷。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快进入儿童福利法和配套行政系统的讨论里去，弃婴和孤儿不能谁愿意收养就收养，要在儿童福利法中明确政府责任，给予收养家庭补贴。”张的另一个呼吁是，“千万不要把儿童集中到儿童福利院或者孤儿院里。”她认为儿童最好是在家庭里成长。

面对一把大火暴露出的收养困局，3月13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在弃婴、孤儿的收养上，一方面民政部门要负起责任，有关部门也要依照相关法律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个人和民间机构自行收养弃婴、孤儿是一种爱心的体现和奉献，自行收养的行为怎样纳入到法律支持的范围内，怎样达到儿童利益最高原则，有利于弃婴、孤儿的健康成长，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课题。沉默多日的民政部门终于回应了。1月9日，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并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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