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书 □李星涛

我有四个书柜,平时看书很随性,摸到哪本就读哪本。有时,一本书看不到一半,忽又心血来潮,想看另一本了,便又去书柜里找。而手里的那一本又会往书架上随便一插。故此,我的书平时放得很凌乱,多种题材的书常胡乱地挤在一起。

五一长假,蜗居在家,闲着无事,我便将几柜书按照小说、散文、诗歌、杂志四种类型彻底地整理一下。

理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些书虽然很厚,但手感却很轻。原因是,这些书已被我读得烂熟,拿在手上,书里的情节、人物、故事,甚至一些精彩的章节,立马就从脑子里扑了出来。比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莫言十九本小说,无论哪一本,我都能复述出主要的故事情节。窃以为,莫言最好的一部小说应该是《天堂蒜薹之歌》,而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长篇小说《蛙》和《红高粱家族》。因为,《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最能体现出莫言小说的地域风格和语言特色。那就是山东高密带有魔幻色彩的传奇故事,以及带有人物意识流动的长句子。尤其是每节开头那一段富有中国特色的瞎子说唱,它不仅是对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模式的创新,而且还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韵律感。

有的书依然很重,掂在手里,我不由心生愧疚。比如,二十四本《明史》。想当初,安徽省吃俭用地把它们从新华书店请回家,本想一本一本去穿越宫廷内部的庭院、内帷,仔细阅读大明王朝的历史风云,以此来间接磨砺自己文字的厚重感。可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却只读了三四本。面对这一排崭新的书籍,我感觉到书还是书,我还是我。那种时空的隔离和文字邈远所带来的怅然,真让我有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甩到地球边上的感觉。

读得较熟的书,我放在了书柜的下面。没有读过的,或者读得一知半解的,我统统放在了书柜的上面,以便时刻提醒自己。但整理到诗歌书柜时,我却颠倒过来,将读熟的放在上面,读生的放在下面。

我之所以整理,其间原因有二:一是读熟的诗歌大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自以为这些诗歌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技巧上,都应该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顶峰。这些诗人有: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江河、食指、芒克等等。二是那些读得较生的诗歌大都是后现代诗,偏重于叙述和呈现,以口语化为主。这些诗歌不仅失去了诗歌要富有想象和语言精炼的特质要求,而且散化得近乎玩世不恭。好像是随便搬移来几块石头,由着读者去建筑诗人所要的情感房间。表面上看,这类诗歌貌似抓住了诗歌要虚化的本质,实际上却暗示不足,只是将一些场景停留在生硬的文字间,将想象填补的任务一股脑地交给了读者。能将叙述和呈现完美结合在一起,又融入了议论成分,让诗歌沿着朦胧诗的轨道而又继续发展创新的诗人也有,比如:于坚、刘年、朵渔、雷平阳等等,他们的诗集,我还是敬重的。

最后一个书柜是专门用来摆放各种杂志的。这些杂志有八十多种,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它们有的是从邮局订的,有的是随手买回来的,还有的是从友人那里顺手牵羊拿来的。

花了两天时间,我的书终于按照我的思想各得其所,安静地站在书架上。理好书的那天下午,我坐在四个书柜的前面,一边悠闲地喝着茶,一边用目光仔细扫描,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惬意和满足。因为,理书的过程也是我检点自己的过程,也是我与亲爱的书本重新亲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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