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被掳赴日30名劳工遗属获赔偿 劳工刘连仁之子刘焕新：战争带来的罪恶，应当被铭记！

2015年7月，被掳劳工张景全老人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2017年3月30日，张景全病逝。同年5月21日，张景全女儿张君文领到赔偿金。 新时报记者郭尧 摄（资料照片）

12月7日，山东高密，日本三菱公司向二战被掳山东劳工谢罪赔偿金发放仪式现场。当事人供图

近日，山东30名被掳赴日劳工获赔偿金的消息“不胫而走”，也让更多受害劳工家属，看到了希望。

12月7日，日本三菱公司向二战被掳山东劳工谢罪赔偿金发放仪式在山东潍坊高密举行。根据仪式流程，全省各地的30名劳工遗属每人获得10万元人民币赔偿金。

虽迟必到的“谢罪”

赴日劳工刘连仁之子、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也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8日晚，当新时报记者电话联系上刘焕新时，他已经返回潍坊的家中，继续守着自己担任馆长的“刘连仁纪念馆”，那是2016年，由中日友好人士共同出资所建立。

“刚送走几位前来打听消息的劳工亲属，我先梳理梳理！”谈到最新的获赔，刘焕新的情绪仍未完全平复，他觉得这算得上一个新的开始，“毕竟这么多年的努力，有了最新的回馈。这也让许多劳工亲属，看到了希望。”

他告诉新时报记者，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当年被掳赴日的中国劳工有近4万人，其中涉及日本三菱的超过3000人，目前三菱在世界上也是知名大企业，当年使用中国劳工，成为企业绕不过去的一段“黑历史”。所以，中方民间一直以此为突破口，要求日本相关加害企业支付“和解金”。

“10万元，说起来钱不算多，但那都是老辈人的血汗钱，它的更大意义在于谢罪。”刘焕新感叹，“谢罪”这个词的意义，比“深刻反省”更有意义，“那些战争带来的罪恶，都应该被铭记。”

谈到为何是每位劳工10万元赔偿金时，刘焕新表示，10万元这个数额，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内涵已经超过了价值，关键点不是数字，是对方的一种态度，“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作为会长还能为大家服务多久，我也经常问自己。但是看到那么多的劳工亲属，大家还在渴求一个答案，这就是我做下去的动力。”他介绍，在许多参与对日索赔的日方律师日渐高龄的情况下，如何妥善解决相关的索赔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

此次三菱谢罪并支付赔偿金后，30位受害劳工遗属将先行获得赔偿，后续赔偿，将在资料核实后陆续发放。

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强告诉新时报记者，赔偿金陆续到位之后，领取将成为关注的焦点。为规范赔偿金领取、规避争议问题，在大家的商议下，专门拟定了《山东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管理办法》，从申请递交、登记在册、核实发放、争议解决等方面进行规范；同时形成专人专户、定人定款、统一管理、统一发放的制度。

目前，就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管理问题，山东是第一个形成规范的省份。傅强认为，这将为全国其他省份处理受害劳工索赔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按照计划，在三菱方面谢罪、支付赔偿金后，来年春天还将在日本进行受害劳工祭奠追悼活动。

漫长而艰辛的索赔路

中国受害劳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对日诉讼之路，其中刘连仁案是一个标志。

1944年9月，时年33岁的刘连仁在家乡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被日军掳到日本一座矿山做苦工。不堪虐待的他在1945年6月逃亡，躲进北海道深山。度过了13年野人般的生活后，1958年被人发现送回国内。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了漫长的对日诉讼索赔。

2001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了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但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了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用诉讼手段解决问题的大门被无情地关闭了。

但是，中国民间对于当年日方加害企业的追索，一直在继续中，本报多年来也一直持续关注着索赔进展。

统计数字显示，在9000余名山东籍二战受害劳工中，以潍坊及其周边受害最深，有907人被掳走。 （新时报记者陈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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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平：济南已没有在世“日本劳工”

“五年前济南还有四名劳工在世，现在已经一个都没了。”8日下午，新时报记者联系到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建平，他说济南本地已经没有了那段劳工历史的亲历者，只剩下一堆资料和劳工子孙的口述。

韩建平是济南本地人，从1994年至今的20多年间，一直致力搜集山东劳工情况、留取口述资料和相关物证，协助劳工及其子女向日本方面维权。20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次全面、完整地公布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单，涉及人数34282名，其中山东人有9177名，总数量排名第二，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济南有600余名。名单公布后，韩建平一有时间就四处寻访当年山东劳工及其后人，开始了他几乎走遍全省的寻访劳工之路。

“掳掠劳工的事发生在1943年，根据我收集的资料，当时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即便按这个年龄计算，活到现在也有96岁了。当年能侥幸活下来的，也是带着一身伤病回来，长寿的很少。现在，济南找不到一名在世劳工了。”韩建平说，他有个小本子，专门记录劳工的名字，有劳工去世，他就在后面标注“已故”。

但向日本方面要回公道的心没有停止。劳工不在，他们还有子女，而且多年积攒的历史资料、口述资料，也可以支撑他们走得更远。韩建平也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工作量和越来越大的工作难度：比如沧海桑田城市变迁，有些地址早就不存在；比如劳工的名字同音不同字……

“这些年坚持下来全靠民间力量支撑，有时候缺钱，有时候缺人，中间虽然曲曲折折还是坚持下来了。”韩建平说，他依然记得10年前自己去日本的场景，站在法庭上，脑海里都是自己走访过的劳工们的脸。

截至新时报记者发稿前，韩建平一次性发来50条微信信息。打开一看，全是那些年他留存的资料和走访的劳工照片。照片里的劳工，多数年岁已经很高，双眼浑浊，有人在落泪，有人做着手势在讲述着什么，还有人在一群来访者中间沉默而平静。

“济南最后一名劳工去世于2017年8月。”韩建平说，“我今年58岁，我们会长77岁了。”

“我守着好大一堆资料，就相当于守着好沉重的一段历史，可是我在变老，有些托不动了。”韩建平说，希望有年轻人加入到为劳工维权的行列中来，一起把那段历史描摹得更清晰一些。 （新时报记者刘杰）

●延伸阅读

自1995年起

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陆续提起14件讼案，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向幸存者或家属道歉及赔款，但这些案件全部以败诉告终。日本方面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诉讼时效已过、个人已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国家无答责”等。

在日起诉之路频频受阻之后,劳工幸存者和家属试图在国内寻求正义。

2010年9月16日

6名二战劳工及遗属代表在山东高密市代表二战期间被掳至日本的山东劳工,启动对日本三菱公司在华机构的民事诉讼,寻求赔偿。

2014年2月26日

来自北京的牟汉章、张世杰等37名原中国劳工及遗属，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

2014年3月18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二战期间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和遗属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一案，成为国内立案的首例。3月26日，河北劳工幸存者和家属也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日本加害企业和日本政府。

2014年4月2日

149名中国二战劳工及其家属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日本三菱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道歉并赔偿2.27亿元人民币。此次起诉因原告数量多而被日本媒体誉为“最大规模的中国劳工诉日企案”,也是中韩首次联手就二战劳工问题起诉日本。

2017年5月21日

“山东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仪式”在济南举行。这是山东被掳赴日劳工首获赔偿，济南病逝劳工张景全遗属获得三菱公司赔付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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