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烟见闻震惊城市青年

与张伽陀一样到颐中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担任翻译的,还有一位叫徐永绥的年轻人。三个月的收烟经历,让这位涉世未深的城市青年体验到了烟农的辛酸和悲苦。徐永绥根据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撰写纪实散文《鲁东烟市》,形象地再现了以潍县二十里堡为中心的胶济铁路沿线一带烟农的生活状态。

美丽景色背后饱含烟农血泪

1936年10月10日,徐永绥来到颐中烟草公司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报到。徐永绥自述:“久处在这紧张都市里的我们,一旦走进了这烟区,真仿佛跑入了另一世界。一切都是新奇,一切都是陌生。想不到这一整夜的旅程,会把一个世界隔绝,隔绝得是如何地特殊啊!”

史载,1917年始,胶济铁路加开夜车,徐永绥应当是从济南或青岛乘火车而来。徐永绥之所以感到新奇与陌生,是因为他第一次从城市来到农村。正值金秋时节,葱茏的树木、成熟的庄稼,乃至荒地的野草、野花,将田野渲染得五彩斑斓。阳光照耀下,连耕耘备播的田野,也是一片金黄。这一切,与城市灰楼灰屋灰墙灰路组成的满眼灰色,形成鲜明对比。

徐永绥与张伽陀一样是担任翻译,到二十里堡烟叶分部所属收烟厂工作。徐永绥到了哪个收烟厂,他在文章中没有交代,只是写道:“从坊子以西周村以东,周围二十余万亩的耕田,差不多都长着烟草。”在乘火车前往工作地点的途中发现,“从车窗望去,大自然变成了金色,煞是美丽”。

徐永绥了解到,“远在二十年以前,××烟公司便在胶济铁路坊子车站附近,开始种植它的烟草事业,从此它的势力随着烟草的发达而坚固了。最初种烟的田户不过十之一二,后来见有利可图,而且比较其他农作物更能获利,于是迅速地普遍起来,到现在每家都在种烟了”。徐永绥所说的“××烟公司”,便是此前的大英烟公司,当时的颐中烟草公司,又称颐中烟公司。

经过最初的陌生与新奇之后,徐永绥通过观察和访问,“逐渐了解了种烟的艰苦,以及帝国主义势力支配农村经济的一斑”。这位年轻人满含悲愤,提笔写道:“这美丽都是乡下人的血泪所染成的!都市不景气,农村破产,形成了每个农村的大部分人家都在饥饿线上打滚。”

与前面张伽陀观察与总结的一致,徐永绥认为:“列强的经济侵略,使我们贫乏的农民减少他们再生产的能力。可是对于种烟,却还能引上他们走上投机之路。虽然烟价的贵贱,能影响他们的生命,然而当一个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得不拼着危险往这条路上跑。”

外国资本的操纵,买办、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使得种植美种烟的农民在最初“尝到甜头”之后,陷入了风险难以预测、危机随时而至的境地。但是,为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他们宁愿冒着负债、破产的风险,也要去赌一把。“投机”“赌博”,成为当时深入了解烟农境况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徐永绥亦如此描述:“有些农民便把他们所有的耕田,都种了烟,以作孤注的一掷!”

全家辛苦劳作依然债务缠身

据徐永绥了解,美种烟从育苗、移栽,到烟叶成熟收获,大约需要90多天。到了8月下旬,进入收获期。从成熟最早的脚叶采摘,到成熟最晚的顶叶采摘,收获期持续一个月左右。

烟叶采摘后,最苦最累的活儿是熏烤。工作之余,徐永绥专门跟随烟农到烤房进行察看。一般的烤房与普通民房大致相同,是建在地面上的。徐永绥所见到的烤房,是向下深挖而建的。烤房地面以下挖了多深,地面以上部分有多高,徐永绥没有说明,只是形象地写道:“烤烟的坑,是筑于地下,周围约摸两丈大小,里面黑沉沉地,没有什么特殊机关,除了密密地挂着烟叶之外,还能见到一个头发蓬卷、满面污秽、穿红褂子的小足妇人。”

这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烤房挖到地面以下修建,一是节省垒墙的材料,二是更利于保温。这名裹着小脚的妇女,显然是男主人的妻子。她的工作是“照顾烟叶”,即将烟叶扎把上杆,协助男主人装炉、卸炉；待烟叶浸润变软后,卸杆拆把,再将烟叶按色泽不同进行分类,一张张捋平,大约五六叶扎成一把。

到了种烟、收烟、烤烟的繁忙季节,家中的男性壮劳力根本忙不过来。一般人家雇不起短工,这些繁杂的劳动,都是由家庭妇女,甚至老人、孩子来承担。烟农告诉徐永绥,一亩地的烟,仅是捋平、扎把就要十多天。种烟的辛苦,可想而知。

烟农“发家致富”的梦想,全部寄托在这一张张轻薄的金黄色叶子上面。从10月份开始,各处的烟商纷纷来到二十里堡车站,以及黄旗堡、坊子、潍县、谭家坊、杨家庄、青州、辛店等车站附近设厂,收购烟叶。烟农开始到处打听消息,哪里的价钱更高些。

在当时,种植美种烟属于技术含量高、成本投入大的产业,普通农家全靠几亩田地养家糊口,不可能有资金进行前期物料的投入,大多数农户“不得不投向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家的怀抱里,以他们的血汗来养活这班寄生阶级”。

徐永绥计算了一下,种植美种烟每亩成本约85元,这里面包括烟苗费、购买豆饼费、人工费以及捐税等等。一般贫穷家庭雇不起短工,全部劳动由家里人承担,人工费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85元,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数千元,普通农民家庭根本拿不出现钱,大多数烟农必须借债或赊欠。借债或赊欠的对象,便是买办、地主和高利贷者。

徐永绥举例说,如果用现钱购买,豆饼每张价格是1元,在赊账的时候,却要按1.2元计算。赊欠不过半年,利息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借贷的利率。如前面张伽陀所述,赊欠必须有担保,否则也是不可能的。徐永绥了解到,“关于借债的利息,最普通的是每月三分,多的那可没有标准了”。

几乎每个烟农身上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繁重劳动与沉重债务的双重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尽管每年的愿望大多落空,烟农们最终还是选择到离家最近的收烟厂去,最终还是摆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但他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期待大半年辛劳所换来的愿景,也像这烟叶一样金黄金黄。

种烟血本无归有人铤而走险

每到收烟时节,在胶济铁路沿线烟区的火车站附近,自然形成一个热闹的市场。旗杆上飘动着各个烟草公司的商标旗帜,有红的、绿的、白的、黑的,有长的、方的,“五色缤纷的,煞是好看”。徐永绥写道:“道旁搭满了临时商店,东洋瓷器,东洋花标,东洋……破裂的留声机的声音,吸引了无数乡下人,有几个还显出惊讶的表情来。”

所谓的东洋货,就是日本货。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以后,日本货充斥山东大部地区。车站附近都是土路,遇到刮风,街上像下雾一样,耳眼鼻舌皆被尘土侵袭。如果遇上雨天,更是一片泥泞。装满烟叶的独轮小车或双轮马车,从数里或百余里赶来,烟农们“用着周身的力气,像骆驼似的推动着笨重的木车”。徐永绥描写道:“污秽的汗珠,沉重的足印,是他们唯一的伴侣。”

烟农们“忍了饥,耐了寒,用尽了所有的精力,挨尽了皮鞭与屈辱,才幸运地挤进了里面”。烟农将烟叶码放到收烟厂提供的竹帘上,等候洋技师出来看烟估价。有时等得久了,怕烟叶被风吹干,便把身上唯一的棉袍脱下来盖在烟堆上,伸长着脖子,忍着寒冷,眼巴巴地望着洋技师出来。

对于烟农们,洋技师不啻是命运的宣判者,一年的幸福或悲哀,完全系在他的身上。洋技师的话,俨然“圣旨”,烟农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在烟堆中发现几把色泽不同的次烟,洋技师就会喝令没收,丝毫不容分辩。否则或是狠命的一拳,或是尽力的一腿。如果抵抗,立刻会像盗匪似的被送进公安局。徐永绥听说,在公安局,除了挨打罚钱之外,释放时还得被教训一顿:“知道吗?下次再不要那样野蛮!”

徐永绥工作的这个收烟季,颐中烟草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特有的势力,在胶济铁路沿线烟区收购1000多万元的烟叶,“几乎全被其独占,因之价格亦由彼随意操纵,旁人是没有办法把它打破的”。据徐永绥调查,因为城市经济不景气,英美烟公司卷烟销售所受的损失,便转嫁到烟农身上,于是烟价步步下跌,有时简直连成本费也捞不回来,烟农有的自杀,有的甚至铤而走险。

徐永绥由此得出结论:“虽然种植烟草也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例如:相当提高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和流通货币等作用。可是自然经济破坏的结果,农民依赖市场的程度日益加深,生活程度相对提高,他们的生活愈趋艰苦,破产了的农村愈是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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