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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鲍青

刘孝标逃归南朝后,仕途一直不见起色。直到梁武帝继位后,他才蒙召进入皇家藏书殿,参与图书典籍的校雠。他利用这一宝贵机会,饱览古今著作,为日后完成《世说新语注》奠定了基础。

刘孝标能够参与图书校雠,和梁武帝热爱文学、倾心文教息息相关。

萧梁时期经学复兴,得力于梁武帝兴办学校、敦崇儒经的政策。宋、齐两代国子学存在时间都不足十年,梁武帝总结教训,认为“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他登基当年就兴建国子学、太学。之后,他在天监七年下诏扩大规模,增加生员。两年后,他又诏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中年龄适宜者入学受业。

为了激励国子学教学工作,梁武帝还常来视察,并亲临讲堂,赐帛给国子祭酒以下官员。他还亲自策试国子生,并勉励那些成绩优秀的学子。

南朝时代,世族占据社会统治地位,寒门子弟不仅进身无门,连受教育的机会都常被剥夺。梁武帝建立五馆,专门招收寒庶子弟,并选拔精通儒学的学者担任五经博士,主持学馆教学。天监五年,梁武帝设集雅馆,招收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

除了在京师兴办学校,梁武帝还在地方建立学校,“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地方官员纷纷响应武帝政策,竞相建立学校奖励教学。随着各地学校出现,地方教学日趋活跃。

梁武帝关心学校教学情况,曾亲自登堂讲授《孝经》。太子萧统效法父亲,在寿安殿讲授《孝经》。后来的简文帝萧纲在玄圃讲授梁武帝所撰《五经讲疏》。

梁武帝还将国子助教皇侃召入寿光殿,讲授《礼记义》。梁武帝撰成《五经讲疏》后,选拔精通儒学官员到全国宣讲。在梁武帝父子和朝廷大臣讲学刺激下,私人讲学蔚然成风,生徒数量不亚于两汉。这与此前“乡里莫或开馆”的宋齐境况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梁武帝诏令,士族子弟想在30岁之前入仕,必须经学策试合格。如果像从前那样直接入仕,必须年满30岁方可。为了晋升高官,士族子弟必须尽可能早入仕。为了早日入仕,士族子弟只能勤奋学习儒经。而没有入仕特权的寒庶子弟,更需凭借经学策试入仕。这种深具利害关系的入仕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经学发展。

萧梁时期,不仅经学开始复兴,文学也空前繁荣。梁武帝本人就是杰出的文人,早在萧齐时代就是“竟陵八友”之一。他登基以来,更是“文思广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对于萧梁时期的文学鼎盛,《南史》作者李延寿评论:“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

萧梁时期文学的繁荣,与梁武帝的喜好、奖掖密不可分。梁武帝酷爱诗赋,平时乐趣就是与擅长文学的官员吟诗作赋,篇什优秀或才思敏捷的作者有时获得晋升官职褒奖,有时获得金帛赏赐。

梁武帝还亲自编订历代赋,并敕令大臣作注。在梁武帝编纂文集启发下,太子萧统“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其中《文选》又名《昭明文选》,流传至今。在此影响下,萧梁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文集,其中《玉台新咏》《弘明集》更流传至今。

在梁武帝笃好文学的熏染下,萧统与萧纲也都爱好并擅长文学,经常招集文士讨论文学或创作诗赋。正是在文学繁荣的背景下,刘勰创作了古代最系统的文学评论经典《文心雕龙》,钟嵘则创作了最早的诗歌批评专著《诗品》。

梁武帝为保存、整理和编纂典籍做了大量工作。齐末兵火烧毁秘书省,保存的典籍荡然无存。梁武帝登基后,在百废待兴、政务繁忙情况下,诏令秘书监着手搜集典籍。梁武帝在文德殿设置学士省,征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校定坟史。为了更好地保存典籍,他还派人专事抄写副本。

在梁武帝的治理下,南方经历四十余年休养生息,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文治方面真正第一次全面压倒北方地区。就连东魏权臣高欢也愤愤然道:“江东有一老儿名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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