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成路19号·八大关别墅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四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意义重大，他们需要相对的稳定。但是，把时代情绪和人物性格考虑在内，就周钟岐的抱负而言，他谋求更宽阔的可能。于是，在青岛安顿了不足一年半，1931年，周钟岐被聘到平汉铁路任职。又要搬家了。这一次沈葆德并没有立即与周钟岐同行，一方面周传烈刚刚出生，另一方面她不愿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青岛实验小学。到汉口后，周钟岐数次写信催促说服沈葆德赴鄂，然而沈葆德犹豫不决的除了青岛实验小学，还对子女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优质的医疗担心，因为海边的气候温和、交通方便以及受到西方影响的因素，好的学校几乎都集中在沿海城市。

周钟岐努力让沈葆德放心不下的疑虑降到最低。他说，夏天仍然可以回青岛，或者到庐山避暑。并且，周钟岐果真在庐山牯岭靠近顶峰的位置买了一栋占地六亩的别墅。终于，在圣诞节前，沈葆德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了汉口。不过，沈葆德对在汉口的生活并不适应，尤其庐山牯岭的房子与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的。所以，当周钟岐到牯岭别墅的时候，沈葆德把她的忧虑告诉了丈夫——“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它把自然界带到眼前，但是这儿对孩子不好。他们没有朋友，平时没有活动，他们想着他们的音乐课、舞蹈课、骑马、游泳和阅读。我也想念我的学校和青岛。”在沈葆德心里，青岛是让四个孩子成长的理想地方。周钟岐似乎早有准备，他对沈葆德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也正想在青岛盖一所我们梦想的房子。 ”

此时，荣成路19号别墅的设计图已经在周钟岐大脑里构思好了。出于对英国一切事物的热爱，周钟岐对青岛荣成路19号八大关别墅的设计也是英国都铎式的。尽管后来的设计师是王节尧，可是，根本上，他是依照周钟岐的内心构图完成的建筑。1935年，荣成路19号别墅竣工。是年夏天，沈葆德带着孩子收拾行装，离开南昌。 8月初，沈葆德带着4个孩子以及佣人刘妈，从上海乘普安号海轮驶往青岛。

一路并非无风无浪，海盗登上了普安号，船只被劫持掉头行驶至汕头，后又有惊无险地驶回黄浦江。周钟岐在码头与家人会面，并一同乘船抵达青岛，入住荣成路19号八大关别墅。

位于八大关的这栋房子在青岛甚是瞩目，周钟岐和沈葆德一家人入住不久，青岛当地的一份英文报纸就刊登了关于这栋房子的一篇文章——“在优雅高贵的八大关，一年前看到有片空地正开始施工。一年后的今天，在荣成路19号已经建起了一座雄伟的英国都铎式别墅。它背靠汇泉海滩，面对跑马场，向西是中山公园，还有个美丽的大玫瑰花园。在以欧洲大陆风格为主的环境里，这所豪宅独树一帜的特殊风格，使它有别于周围的建筑。没有人会相信这所别墅的主人是位女士。 ”

离乱·终老

的确，沈葆德是这所别墅的主人，因为周钟岐并没有在这栋别墅住几天。安顿好家人后，周钟岐就回到了南昌，继续在由宋子文任命的西南盐务稽查处工作。 1936年，粤汉铁路落成，周钟岐被聘任为粤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他又一次回到汉口。

与工作变动产生的夫妻两地生活相比，时局的复杂性才是最残酷的。七七事变后，所有的人都在南撤，沈鸿烈在青岛执行焦土抗战，而汉口也预料将有激战。为撤离雇员家属，粤汉铁路管理局在列车上挂了专用车厢，运送铁路局长凌鸿勋、副局长周钟岐的家人到广州。

此后，周钟岐与沈葆德以及4个孩子一直分离。沈葆德带着4个孩子先在香港落脚，后到澳门度日；而周钟岐则在河内和法属安南活动，设立了一个公司，经营从海防到中国的公路运输业务。一切就绪后，周钟岐就到香港找沈葆德，最后一家人在澳门团聚。

短暂的见面后，一家人又分开了。从此，整个家庭再也无聚合之日，既有时局的动乱，又有情感的动乱。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周钟岐因无法在河内活动，便设法在香港找到女儿周传青，而此时沈葆德已经离开了澳门，周钟岐只好回到大后方重庆。

夫妻二人再见面是在抗战胜利的上海。时局相对平稳，内心仍然动荡，周钟岐找到寄居在三叔沈心工亭子间的沈葆德，告诉她青岛荣成路19号的八大关别墅卖掉了，用以养活自己背弃的另一个家庭以及供养在一所学费高昂的私立大学读书的年轻情妇。

一别后，周钟岐又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任教。1946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教育司司长赵太侔再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负责复校事宜。其中，收回校舍是复校中最急迫、最关键的工作。为此，赵太侔致电远在广州的周钟岐，聘其为国立山东大学总务长，先期去青岛，办理收回校舍事宜。经过与驻青美军频繁交涉，周钟岐完成收回校舍的使命，并在青岛《民言报》上发布消息：“山东大学复校工作已筹备就绪，一俟美军让出校舍，即可开学上课。 ”

周钟岐又回到了青岛，但荣成路19号八大关别墅已经易主了。不仅人非，物亦然。很难想象周钟岐那一时刻的心境，略微可以安慰的是，他的长子周传基结束印缅远征军服役，考入了周钟岐任总务长的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英国文学系，成为山大复校的第一届学生，住在鱼山路教职宿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周钟岐就从山东大学调至高等教育部工作，在北京工作生活，直到1987年去世。

一个人能够承担多大的苦难？

“一个人能够承担多大的苦难？ ”这是周钟岐一生的思考。作为胶济铁路历史中的一个非核心人物，周钟岐所勾连的人、事、物实在太多。通常，历史给予人的褒贬太过武断，要么一荣俱荣，要么一损俱损，人生就这么交由一时做了决定。实际上，人生往往顾此失彼，历史并非非黑即白；取舍是常态，灰色是核心。

对周钟岐以及他承前的周自齐、启后的周传基而言，祖孙三代跨越了三个世纪，他们的命运既迥然不同，又有无法解释的相似。除了历史的风云与时代的浮沉，单就电影而言，他那去职后投资成立孔雀电影公司的叔父周自齐，1920年代就拥有八毫米摄影机的周钟岐自己，他那日后成为中国电影教父的儿子周传基，他们又是何等一致。时代也许令他们不同，基因却让他们永远相似。

与人一样，历史也有基因。基因支持着历史的基本构造，基因储存着历史的全部信息，由于基因的暗隐、不易察觉，它始终处在时代的背景之后。于是，浩浩荡荡的时代进程里，人们轻易可以看到事件，由此忽视了基因的作用。如果以基因为线索，或许可以在灰尘遮蔽的历史深处，看到时代万种风情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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