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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影像早在甲午海战爆发前的20年,丁宝桢就以超前眼光,加强山东海防建设,积极兴办洋务。烟台西炮台是山东境内修建的第一座仿西式炮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来源:大众日报 2019-06-29 10:00   https://www.yybnet.net/

清末山东机器局大门旧影卢昱翻拍□本报记者卢昱

本报通讯员曾燕

近日,在济南祝舜路一工地,发现疑似晚清山东巡抚丁宝桢之墓,引起各界强烈关注。

晚清时,丁宝桢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齐名,有“中兴名将”之称。丁宝桢生于1820年,23岁中举人,33岁中进士,43岁到山东担任按察使,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

丁宝桢在山东为官13年,生前早已将山东视为家乡,死后葬在济南也是他自己的愿望,并得到皇帝批准。在山东,他以治理黄河、整顿吏治、改革盐政、注重文教建设,尤其是智斩安德海名闻天下。而他早在甲午海战爆发前的20年,就积极兴办洋务,尤其注重海防建设,更是有超前眼光,值得借鉴。

“此所谓以守为战也”

1874年5月,日军入侵台湾。清政府以实际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并付给日本50万两白银的重大代价,换得日本撤军。此事深深刺激了清政府,并引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海防大讨论。

事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海防极宜切筹,分列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条,奏准命各有关督抚筹议办法复奏。丁宝桢在这一年年底,针对胶东半岛的海防,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指出:“若与外洋用兵,则主客之形劳逸之势,彼不如我。”

丁宝桢抓住主要矛盾,一旦与敌接战,其战略为:“彼欲急战,而我故延缓之;彼欲不战,而我故牵制之。务使之进不得战,退不得息,久之粮尽煤绝,势必自溃。迨其自溃,我乃乘其势而击截之,或尾迫之,当可取胜。此所谓以守为战也。”

其实,早在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丁宝桢就奏准整顿山东水师。这次整顿,山东水师向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的技术兵种转型。

丁宝桢首先将原水师1311名建制中裁汰511名,把裁剩部分的兵饷,让渡给现役士兵当作口粮,“俾其足敷养赡,无以藉口。然后,责之以勤操,彼既有所利而乐为,我亦有所恃以行法”。将士们吃饱饭才能好好训练,对此丁宝桢认为:“此练兵之大要也。”

军队不严苛,难以成大事。丁宝桢对水师规定:“自营官下至兵丁,均定制周年以船为家,不准上岸居住。使兵不离船,而练习日精;船不离兵,而废烂可免。”这样一来,与“周年出哨无异”。他还奏准“酌量加增”饷银,使官兵养赡“衣食有资,无须别谋生理……以船为家,日久练习无稍间断,同船之人亦情谊相洽,无彼我之分。故遇敌能各自为战,又能联为一气也”。

对于水师事务,丁宝桢稔熟于心。他认为:“水师制胜之具在于船坚炮利,而能用船炮者首在乎舵工得人,南省舵工之良者俗又谓之驾长……一船之人皆以为命,即为将领者亦与之商榷攻守之宜,以为进退。”

而以前饷银低微不足以养家糊口,每届巡洋出海,舵工多临时雇募近海渔户,加之平时兵丁陆居与船分离,“稍遇风浪即成散涣,故一遇贼即弃船逃走,水师废弛至于此”。据此,丁宝桢又奏准“每号拖缯船内各设舵长一名、副舵长一名、桅长一名、副桅长一名……”这与近代海舰中的“航海长、观通长”似乎有些接轨。

这样,通过并饷等措施,基层官兵的饷银接近原额的三倍,养赡有靠,再加之严军令、精训练、信赏必罚,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改制后的登荣水师得到了“船只虽小,操练整齐,颇为各国所称许”的评价。

与此同时,丁宝桢还筹银十万两,派员赴广东购造了14条拖缯船,每船配属21尊多种火炮;原则是以外洋精制为佳,不惜重价,以立水师之根本。再者,裁兵并饷,三营合并为两营,称之为“登荣水师”。每营分派7条新购建的师船,荣成营驻扎在荣成县的石岛海口处,登州营驻扎在登州城外的天桥海口处。

数年后,就是由登荣水师精选出的200多名官兵,组成了接舰队伍远赴英国。满载中国水兵轮船抵达伦敦时,古老中国的年轻水兵和飘扬着龙旗的轮船,让英国举国上下为之轰动。“超勇”“扬威”回国时,途经各国“均鸣炮祝贺,以为中国龙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沿途华侨争相在海边观望祖国海军,称这是“百年未有之光荣”。虽然航程充满波折,但作为中国近代海军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这一页将永远镌刻在历史上。

“尤以烟台为最重要”

1874年年底,丁宝桢上奏称:“现在外洋枪、炮,以克虏伯之后膛开花枪、炮为最精,希望闽、沪所设机器局及时仿造。铁甲船暂可以不购,炮台则断不可不修。筹饷以厘金较有把握,开煤挖矿,非不获利于一时,而地力一竭,无业之辈能聚而不能散,势必酿成事端,是欲筹饷以御外侮,转致内患丛生,外侮亦无从筹御。”

丁宝桢“炮台则断不可不修”的说法,来源于濒危的现实。当时登州原有的13座炮台年久失修,多数坍塌,加上大多是用砖石修筑的,不符合西式筑法,必须重新选址修建新式炮台。

1874年12月,丁宝桢首先奏请朝廷,把自己的老部下、湖北候补道张荫桓调来山东,具体负责炮台修建工作。这位张荫桓是个奇才,老家广东佛山,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他随舅父李宗岱到了济南,筹钱捐得山东省东抚县知县之职。同治三年招入幕府,掌管书记事务。因善文辞,有智谋,通晓时务,先后为巡抚阎敬铭、丁宝桢所器重,于同治七年保荐至道员,分赴湖北。丁宝桢曾评价他说:“能办事者,惟张某耳。”

熟悉洋务的张荫桓在炮台修建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张荫桓到任后,丁宝桢立即派他前往烟台,会同登莱青道龚易图和师船候补道李宗岱,对沿海各处进行实地考察,提出炮台修建的具体方案。

张荫桓等建议,山东应重点在烟台、威海、登州三处设防,并优先加强登州防务。丁宝桢对张荫桓的方案基本赞同,唯独对有关烟台的部分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从全局出发,优先考虑烟台防务而不是登州。

当时,山东属于北洋的管辖范围,所有海防建设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丁宝桢、张荫桓到天津向李鸿章通报有关计划,并请求支持。以后,丁、李两人又就修建炮台的具体细节互通书信商讨。

丁宝桢优先加强烟台防务的意见,得到了李鸿章的肯定。他在写给丁宝桢的信中说:“烟台、威海、登州择地次第筑台,尤以烟台为最重要。”

1875年,按照丁宝桢的总体规划,在张荫桓的具体主持下,通伸冈工程开工建设。经过近一年的建设,通伸冈工程竣工。1876年5月,丁宝桢到烟台校阅水师,视察了刚刚建设的通伸冈炮台。

丁宝桢在视察了通伸冈后,感到炮台整体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他认为应该在圩子北面二里许的垛山山腰,再建一座炮台,以便与圩子形成掎角之势;同时,还要在圩子东面土埂弯曲之处,另建一座碉堡式小炮台。在进行了实地勘察后,丁宝桢要求张荫桓等抓紧时间购地,增修这两座炮台。

据张荫桓在日记中记载,原计划“尚有垛山、八蜡庙前敌两台,以无经费无从举办。又台成无炮,亦不能为东海屏藩,可惜也”。

细究原委,财政问题在阻碍工程推进。通伸冈炮台是国家海防的重点工程,需银八万两,按例要等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户部拨款,提供给山东后才能开工。针对户部拨款迁延,经李鸿章与丁宝桢共同努力并奏准,以山东各藩库及东海关垫付了启动资金,才得以按期开工。

“此台创建于光绪二年丙子,告竣于光绪四年戊寅,共费八万金,公款不足,丁文诚垫万五千金,余垫八千金。”张荫桓在日记中写道。

炮台建成几个月后,丁宝桢被调往四川,烟台海防建设自此陷入停滞状态。直到十多年以后,李鸿章才修建了岿岱山炮台,即东炮台,同时又在通伸冈增修了一座炮台,并接修护墙一道,建造弹药库一座,由驻扎烟台的嵩武营在1894年修建完成。今天的西炮台,有部分建筑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烟台西炮台是中国近代海防兴起后,山东境内修建的第一座仿西式炮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靖海安边”“军火自给”

除了修建炮台,丁宝桢在海防建设上多措并举。山东的海岸线有三千八百多里,可谓防不胜防。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说:“窃惟外洋之所恃者,在船炮之坚利;船炮之所恃者,在测量之准的;而测量之所恃者,则全在于千里显微各镜之能视远。若使海岸俱有屏蔽,令彼不能远视,则测量之术穷;测量之术穷,则船炮之利亦不能独胜……欲求海岸屏蔽之法,莫如沿岸多种树木。盖树木易于生发,但使栽种得宜,数年之后,树身新高,枝叶渐密,远近二千余里,皆一望浓阴,纵使轮船升桅远眺,亦无能瞰我虚实。此时栽植树木,系地方民生应办之事,既不骇人耳目。设异日仓卒有事,即于树林之内筑垒设防,较之炮台之彼此对观毫无遮蔽者,利钝自觉悬殊。”

有关这次种树,新编的《潍坊市志》在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条记载曰:“1月,同知福润和副将林竺文先后到潍县督导沿海植树。东西三步1株,南北两步1株,林带共长26公里。”

在丁宝桢看来,除了在沿海有所防御,在内陆也不能丢松,尤其是武器制造方面。早在1866年,他就上奏清廷说:“山东省现筹海防,臣定以修筑炮台与安设制造药丸及修理枪炮之机器两事为先务。既用外洋枪炮,必需外洋子药,而内地所用皆取购于外洋,为费甚巨,且恐有事之时,药丸无处购办,枪炮转为弃物。”

丁宝桢始终主张“以战制和”,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学习西方,模仿国外洋枪洋炮的尖端技术如法制造,才能弃己之短、夺彼之长。于是,借鉴洋务派已经建设的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化企业,丁宝桢开始把创办山东军工企业(机器局)作为加强海防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对于机器局的选址,丁宝桢经过了慎重考虑。之所以选在洛口以东地势高亢地区,是因为“设厂内地,不为彼族所觊觎,万一别有他事,仍可闭关自造,不致受制于人,利一也。附近章丘、长山等县煤铁矿产素饶,民间久经开采,但就内地采料,已觉取资无穷,纵有闭关之时,无虞坐困,利二也。秦、晋、豫、燕、湘、鄂各省由黄、运溯流而上,一水可通,将来制造军火有余,可供各省之用,转输易达,利三也”。

1875年4月,丁宝桢以“靖海安边”“军火自给”为名,几次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协商设立机器局。同年8月,丁又派张荫桓等赴天津机器局进行实地考察,并再次上书总理衙门请设机器局。11月18日,清廷批准丁宝桢关于建设山东机器局的奏章。同时,丁宝桢将人才视作建厂的第一要事,在朝廷尚未批准前就已开始招揽建厂人才。

与同期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和金陵制造局不同,丁宝桢意识到技术自主的重要性。因此,厂屋的建造、机器的购置安装以及枪炮的制造等,山东机器局都是在消化西方技术后,自己创造,改变了外国人操纵中国工业的现象。

山东机器局逐渐发展成为洋务军用工业中具有代表性的省办中型机器局。据资料显示,1875年至1878年的三年间,生产火药累计达14万磅;1879年,年产火药11万多磅、子弹5万粒、炮弹2950颗、铅丸10.5万粒。至此,山东省内的登荣水师、烟台练军每年所需的火药皆可由机器局自行供应,不必再向洋人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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